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将自己没有机会实践的想法弄到书中，传之后世，以待后人。里面说，发展经济，强化国力，不需要政府介入干预经济，政府只要清静守法就行了。汉朝初期按道家黄老学执政，放任竞争，甚至把政府垄断的铜币铸造权都下放民间了，政府制订钱币的标准，百姓有本事都可以自己铸钱，相当于百姓可以自己发行贷币，你说放任到了什么地步！自由放任到过分了。但结果是工商业大发展，天下富裕，国库里的钱都用不完，国库里串铜币的带子都朽坏了，号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这些事迹，在《史记》中有不少记载。他很了不起，平民出身，却官、产、学、情一身精通，登峰造极。但人们往往记住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和与西施的浪漫故事，记不住他的工商业绩。
他是历史记载的第一位放弃仕途走商道和学道的大人物。范蠡的经历和选择，是对“官文化”的超越，他以商人为句号了此一生，他是追求“商本位”的。一些朋友想把他的故事编成电影，一定很有意思，他可是我们中国商人的老祖宗了。范蠡如此，吕不韦呢？
按民间野史版本，吕不韦本来经商，依法纳税，富甲一方，可是他觉得天天受气，有个县长天天来占便宜，折腾他，遇到钉子，就带着税官，一来就拍桌子，老子来收税，你违法偷税，管你多大，你牛什么？这样的公司我折腾垮的不是一两个了，你以为你多大，别看老子一个科长，你就过不了我这一关，我就让你没法过。嘿！类似的情况，我就没少遇到，我相信吕不韦也遇到过，真的！他没办法，他想了想，与其受这窝囊气，还不如咱也来点邪的。
当然有的是正史，有的是野史，他创造了秦始皇啊！这有两个意思，一是肉体上创造了，二是制度上也创造了。他弄出个秦始皇来啦，以为可以变变政权，就像今天的企业家影响着西方政坛一样，我想影响政权了，做到了吗？没有啊！即便是你制造的，即便是你从肉体上和制度上制造的秦始皇，最后对你怎么样？死无葬身之地。在当时的背景下，不是一次呐喊，一个单独的行动能够改变这种封建文化过程的。最后呢？他刚好制造了一个心理有问题的暴君，深具人类仇恨的这样一个秦始皇。他把暴君推向了极至啊！他的后代商人就难经商了。
他多冤那，他在九泉之下，肯定觉得这次行动如与美国开国者们的行动相比，他会觉得汗颜那，他搞错了。他与范蠡一样，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弄到理论中去了，他组织人搞了一部《吕氏春秋》，里面许多篇章强调，要放任自由，要清静守法，经济才能发展。胡适先生曾引用《吕氏春秋》里的话给蒋介石，说要给民间空间，让百姓独立创业。政府如果管制太多，就把百姓搞得太弱了。不是工商业者，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吕不韦是清楚的，但他改变不了“官本位”文化，这个官文化在说，给你们放任自由了，我的权力如何体现呢？我的利益如何实现呢？
在管仲、范蠡和吕不韦，我们商人还有一个大人物，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中的姜子牙。他出身商人，成为周朝的开国国师，齐国的创立者。他奠定的齐文化，就十分重视工商业。原来齐国的地盘上，出了一个海尔，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总之，我们商人的这些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在产、学、官各个领域都了不起，全面发展。但遗憾的是，他们对后代的影响，不是表现在制度建设上，而是表现在理论思想之上，他们都明白自由与法治对百姓富裕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感悟相比起来，亚当？斯密只能算是重重重重孙了。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他们的想法难以成为主流，他们的思想只是“官文化”这个主流旁边的支流。中国商人们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是多么的遗憾。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来想去，还是封建官本位文化的压制。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工业也是一种补充，所以有工商业背景的思想，例如道家黄老学，在历史上就只能是一种补充。所以管仲、范蠡、吕不韦这些人虽然个人本事极大，但最终也只是王权的补充。他们的思想缺少现代科技成果的支撑，缺少强大的工商业的支撑，所以只能当配角。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工商业者已成为主角，绝大多数的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政府是工商业者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愈来愈少了。我们讲，由于这种小农经济，由于这种“官本位”文化，所有的中国文明都被纳入了这个轨道，包括我和你，到今天，到处都还是“官本位”文化。总的说来，中国的诸子百家的主流都是政治哲学，是为皇帝和官写的，一套号称正史的二十四史，写的主要都是政治家的历史，官的历史。除了司马迁赞美商业，认为工商业符合天道，要给商人立传外，以后的史书里就不写商人了。
老百姓吃些什么？穿些什么？如何搞生产？如何交易？如何上税？这些对生产者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不入我们史官的眼中。他们靠朝廷俸禄供养，就以为朝廷那点事就是最重要的了。
刚才我们讲到了西方现代工商文化的兴起。在这里，我虽然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些调侃，但我没有一点意思表明西方文明就比我们进步，他们的小农经济的封建文明一样很长，而且他们的封建文明更为残暴，他们有角斗场，让奴隶和野兽斗，大家来看，来欢呼，中国人没这么野蛮，没有这么露骨。他们有初夜权，贵族可以先占有新娘，中国没有这么邪。我倒不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贵族比西方的贵族有道德，而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反抗性更强。陈胜造反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就不信人的社会地位是天生的，他知道是打出来的。我看到一篇文章上说，范长江先生曾说，你看中国的农民很有特点，他蹲在那里，你踢他，抽他嘴巴子，他还是蹲在那里，不反抗，逆来顺受，但他一旦站了起来，就是杀人，没有中间过程。中国历史上造反很多，就是这一点血性，搞得我们的贵族怎么也不敢太贵族了。管你什么地位，过分欺负人，就可能被砍。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这是中国式的权力制衡，以暴易暴的权力制衡。这种以暴制暴的制衡方式，比起民主选举的制衡方式，真的是太老套野蛮了。当然，在暴力制衡的同时，在我们的血腥和残暴上面，有一层文人们搞出来的仁义礼智信的薄薄的面纱。就中国的封建史上“官本位”文化与西方封建史上的“官本位文化相比，我们相比起来要有文化得多。但是，总的来说，只要是官本位文化，都离不开暴力和血泪，离不开人对人的残暴。
（3）“工商本位”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来讲讲“工商本位”。所谓“商本位”，指的是按工商业者的需要和原则来治理社会，也就是说工商业者管社会。有人说，这很难啊！但大家想一想，农民的尊重权威和等级的原则可以管社会，牧民逐水草而居、不时杀掠游食的原则也可以管社会，为什么工商业者这么好的原则就不能管社会呢？谁会管得更好一点呢？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就是因为它们的国民主要通过工商业谋生，它们的社会是按工商业者的需要和原则在进行管理吗
刚才讲的“官本位”是以暴力为支撑的，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它是建立在“两暴”（暴君暴官与暴民暴匪）周期性对抗并周期性转换的基础上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的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相信，随着人们愈来愈多地在企业中讨生活，“商本位”时代已不可取代的来临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认为封建皇权官僚的“官本位”制度是以暴力和官阶为秩序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是以智力和契约为基础的。工商业者的竞争是比成本、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竞争，是比创新和比建设的竞争。更简单地说，商本位是建设性的和平性竞争，官本位是暴力性的破坏性竞争。商本位竞争的结果，是科技的发展，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官本位竞争的结果，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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