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的社会结构里寻找到自己的权势地位。总之，我看中国历史的过程，就看到了上层官僚精英和下层暴民精英互动的历史过程。
“官本位”基于什么？官场是权势最大的，是最容易以权谋私的，是最肥的，所以大家都指向官。百姓恭维人，最喜欢用的话就是“升官发财”。升官发财，这不是明摆着承认以权谋私的事实吗？最近，广东搞了一个调查，大多数年轻人就业的第一选择，还是当官，广东已经是中国最工商化的区域了，大家还是想当官，你说，官本位多厉害！“官本位”的办法是什么，最后的一个基本支撑点，就是暴力，只有暴力才能支撑，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想去做统治者的反抗者，他们依托的始终都是暴力，追求的都是权力，暴君+暴民这样的群魔们打架，百姓就遭殃。
前不久，我参加了在弥勒举办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会上一位学者说，中国之所以不能稳定持续地发展繁荣起来，生产力和财富不能长期积累起来，就是我们的社会中有“两恨文化”，恨富人恨能人。其实，这只是讲到一个方面，让我来说，最有破坏性的是“两暴文化”，暴君的文化和暴民的文化。几千年来，始终是围绕着权力，暴力来暴力去，“官本位”的历史，本质上就是暴力冲突的历史，不断的革命不断的破坏，人口周期性地被消解，生产力周期性地被破坏。所以与其说“两恨文化”，不如说“两暴文化”。第一有暴君，当人民为了治水，为了统一，为了对付外侵而需要政府，而人民又在这种政府面前顶礼膜拜，把皇家权力推到极至，推到了天授皇权，推到了最顶端的、极端的独裁，人民公仆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君。
明明是人授君权，但文人们却编出天授君权，编出“天子”这些概念来哄百姓，人民就这样把君主惯成了暴君，于是乎君主反过头来又用最残暴的手段，压制着所有人类的文明和人性的光辉。当这种压制到了极至的时候，人民对付暴君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暴力革命，杀死他们，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基础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暴民，暴民革命，以暴制暴。成功的暴民升格为君主和官僚，他们的后代皇帝官僚又被新的暴民所取代，彼可取而代之嘛。
我的书架上有一套二十四史，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如何以暴换暴，如何以社会底层的这个暴力换掉了社会上层的这个暴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底下起码有二百四十史，都是大大小小的以暴易暴，以暴制暴。暴力、流血和血腥谱写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我这样说，不是说我否定我们中国的历史。权力至上，暴力至上，当然也包括西欧的农耕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只要是农耕社会，只要是君主官僚统治的社会，这都是一样的，程度不同而已。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史，就是这样的吃人史，不是暴君吃老百姓，就是暴民在吃暴君和暴官，最能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工商业者都成为任暴君和暴民宰割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工商业者也没办法，不是入黑道，变成帮会，就是傍官员，入白道，与官僚勾兑。
现在还有人这样赞美一些商人说，黑白两道通吃。商人就是搞好生产和服务，干嘛要去吃什么白道黑道呢？没办法啊！来一个高衙内，跟上几个穿制服的，镣铐一上，你就完了，来一个黑旋风李逵，几板斧下来，你也完了。伟大的唐朝是毁在谁手上的，毁在黄巢手上。
黄巢是干什么的？是贩私盐的。什么是贩私盐，就是朝廷规定只准国营垄断企业经营盐，黄巢拿不到经营盐的许可证，要活，就自己偷偷贩买私盐。结果他们贩运的盐巴被官府查封没收了，没了本钱，破了产，对出资的朋友交待不了，就造反了，打进了长安城，皇帝逃跑了，请了北方少数民族入京，才平定了黄巢。你看，要是没有盐业垄断政策下的官吏查封，这档子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黄巢这些民间盐商，变成暴民，是被暴官垄断给逼出来的。你想在有利润的盐上搞国退民进，没门！有暴官就有暴民，有暴民就有暴官，最后就是你吃我我吃你，吃得血肉横飞，这个过程，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于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
为什么辉煌的中原文化，从阿房宫到皇城古墙往往都变成了残垣土墙，全部变成了考古学家从地里三尺挖出来的东西呢？除了天灾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以暴制暴的过程中，被人们自己的手毁灭的，被征战的战马毁灭的，被自己的枪炮毁灭的。看到这一点，我就纳闷，这个历史的轮回，怎么就打不破呢？我们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它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可以认为，在历代王朝对“官本位”的创造和维护中，皇权官僚朝廷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中华土地上建立的宗教、文化、思想，不管你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它都让你政教合一，都让你归顺于最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权力统治，服务于权力，无一例外，何况我们工商贾人！
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经商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血统里面就着工商文明的萌芽，我们历史上有不少能干的商人，有不少工业成果，但就是不能持续扩展。原因是什么呢？工商文明是要搞建设的，但是“两暴文化”管的是抢劫和分配，在这种权力-暴力文化的摧毁下，容不得你工商文明这苗苗长大，容不得你们这些工商业者有公平竞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权利。
（2）中国古代工商业者的呼喊
中国的工商业者也企图破解官本位文化。我翻了一些资料和文章，专门找找我们这些商人的祖先们，看看他们都干过些什么。这一翻，很让我感叹，我们中国商人的祖先们原来也很了不起，最典型的就是管仲、范蠡和吕不韦。
管仲可是战国时初期的大人物，距今2600多年了。他平民出生，先经商后从政，他是当时齐国一匡天下，称霸诸侯的重要策划和组织者。他留下了一部叫《管子》的著作，里面阐述了他关于经济社会的思想。经济史家称，这里面有人类历史上最早和最完备的经济学思想。
这思想是什么呢？管仲说过，为政之道，就是“不扰不烦，而民自富”，政府不去侵扰百姓，国家就会变富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就是从“扰民烦民”向“不扰不烦”转变吗？
管仲也强调，政府要为“民自富”提供司法的保障，以法律来保护百姓自求富裕的冲动。
我们搞市场经济，没有法治怎么行呢？这样的道理，人家管仲早就知道了。他是商人出生，知道没有贸易自由就无法经商，所以他要给百姓“自富”的空间，同时，经商就得讲点契约，这就是法治的基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自由+法治”=国家富强。管仲有句名言，叫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讲的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啊！你要想让大家讲点文明礼貌，想让大家懂点规矩和法律，没有物质财富这个基础怎么行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二十多年前才明白这个道理，人家管仲在二千六百多年前就清清楚楚。《史记》上说，管仲治国，是“与俗同好恶”，这是说，他不搞移风易俗，而是顺着民心风俗来治国。老百姓要钱，所以就要让百姓有发财的空间，大力发展工商业。邓小平打打牌，输了一样钻桌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与俗同好恶”。搞工商业，首先就是要适应市场需求，不能强加于人，消费者需求什么，就提供什么。以工商业为原则的国家管理，当然就得“与俗用好恶”了，得顺着百姓最普遍的需求来，不搞那些强加于人的事。
在中国民间，范蠡是大名人，因为他与当时的第一美女西施有亲密接触，他的名声可比管仲还大。他支持越国勾践打败吴国，威名赫赫，但他弃官不做，悄悄带上爱国美女西施跑了，要去做商人。齐国听到他大名，要请他当齐国宰相，他干了几个月，感到无趣，又辞职下海了。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有钱，又有美女西施相伴，自由自在，不认为当官对他有多大吸引力。听专家们说，他闲下来后，思考中国问题，写了一本叫《黄老帛书》的理论著作，成为后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奠基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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