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精当。
但“官本位”这个词有点秃。我们以前一向用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现在号称是社会主义，都是按主义来分的。中国传统用语不这么说，但也有封建一词。如果我们按现在老百姓最熟悉的方式来说，接上这个口，接上这个词，我觉得比“官本位”更帖切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官家主义”。
“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皇帝。宋朝以后就说官家怎么怎么样，那是指皇上；第二重意思是官府。第三重意思是官僚个人。吴敬琏说，中国现在有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我觉得权贵资本主义这词很好，他说出了一种真实的倾向。但这个说法暗含的意思是：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说了算，资本家控制了暴力，有立法权。中国不是这样的，资本家说了不算，官员说了算。所以“权贵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比较准确，叫“资本-权贵主义”。
权贵们总要看在哪里能把权力卖一个最高的价钱。如果在农民那儿卖得最高，就是“农民-权贵主义”，如果卖给地主最高，就是“地主-权贵主义”，地主是农业经济的成功者、胜利者。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工商社会，农业的比重已经降到20-30%了，绝大多数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那么权贵在资本那儿才能获得一个最高的估价，所以就应该是“资本-权贵主义”。但这个权贵有一个问题，权贵是世袭的，通常我们想象的这个词与贵族有关。官员虽然也难免世袭，如恩荫制度，但是迅速递减，而且不占据核心地位。所以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官家主义”，而不是权贵主义。
针对中国当代社会或历史形态，可以给出不同角度和不同阶段的定义，例如说中国是帝国制度，主要结构是皇帝、官僚、农民；后来是党国制度，以一个党为领导核心，中层是官僚，下层也是农民。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主要的生产者和财富创造者不是农民了。但是，无论是党国还是帝国，“说了算”的那个阶层都是“官家”。官家主义是一个基座，上边接着不同的前缀——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间的中国社会就是工农-官家主义，一度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
“官家”这个词是有歧义的，有很宽的一个面，但正因为有这个歧义，我觉得才准确传神。既是皇帝，又是官府——可以把官府理解为条条和块块的利益，部门利益显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就是官僚个人的利益。最高权力皇帝的利益可以呈现为立法，最高的法。部门的利益也可以成为法规和政策，有时这些法规与最高级别的大法有冲突，但它们一直在中国堂堂正正地发挥着作用。这是“官家”中的皇帝和官府说了算的表现。官僚自己说了算的表现就是潜规则，咱们不明说，但都这么做，我让你知道我是厉害的，说了是管用的。这三层的主义，皇帝、官府和官僚个人，大家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制订规则，“主义”，在规则方面说了算。
“官本位”与“官家主义”的意思非常接近，说的是谁制定规则，谁执行规则，这已经到了要害处了。进一步说，无非是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与过去的话语体系接口。而且官本位内部是有结构的，我们要换一个新词，以便把它拆开，让我们看到条条块块的部门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和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利益，这样官本位才更加清晰准确。
官和商的关系是今天我们的讨论要点。在官本位或者官家主义的社会之中，工商集团和官家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它的标准的样子与西方不同。最典型的是景德镇。景德镇在历史上是工商业极其发达的一个城镇，它是工商业者创造出来的城市，而且在世界上那么辉煌。我们看看它内部的实际结构是什么样的。
第一，官家主义做主的成分是“御窑”。所有的高岭土是皇家的，谁也不许挖。你可以偷偷的弄，偷偷的买，这是私下的一种交易。民窑可以用普通的陶土，但最好的陶土是皇家垄断的，江山就是皇家的。皇帝还规定，所有的青花瓷谁也不许烧，只有官窑能烧，谁敢烧青花瓷谁就是死罪，谁敢用都是大罪。官家用暴力划分利益边界，看看工商业中哪块利大，最大的利益归我，谁敢染指就要谁的脑袋。这是官家经商的第一特点。
只要有利，官家就可以直接经商，你可以把他理解为最大的资本家。它不光是一个暴力集团，也从事生产。但它从事生产时通常比较笨，因为代理层太多，而且另有优势，暴力优势，犯不上去努力经营，遇到竞争了，很简单地下道禁令，不听话就收拾你。他的努力方向朝向这里，因为他的优势就在这里，自然按捺不住地要发挥他的暴力优势。
如果官家需要好东西，他可以把一大堆工匠拘来，说你给我烧龙缸，三年烧不出来我把你烧了。这是官家经商的第一特征，就是用暴力维持了皇家御窑的核心地位。在这种特权秩序中，最重要的资源，最好的技术，别人都不能碰。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官家切走自己的利益之后，民间开始瓜分剩余部分。老百姓用的粗瓷大碗官家不烧，烧起来费劲不赚钱。他竞争不过民间。像《盐铁论》里写的，一旦把所有的盐铁都垄断起来——铁当时是高技术，特别赚钱的——结果事情就给官家搞砸了。官家炼的质量差，服务也差，老百姓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官家垄断了盐铁，铁反而成了灾害，官家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赔钱。烧瓷也是一样。官家将一些领域让出来不干，是因为按官家层层代理人的这种结构来经营，很多利益是抓不到手里的，无利可图，只好说，好吧，你们干吧。被迫让出一些领地，一些资源一些市场归民窑。
民窑怎么争夺这块利益呢？并不是当代人通常想象的那样搞市场竞争。现在一说到市场，我们脑子里浮现的那个市场，不是美国的就是欧洲的。现在的市场，是谁也不准砸碎别家玻璃，不许械斗，不许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可是过去在景德镇那儿，比如说这个是烧七寸盘的，那个是烧碗的。烧碗的最近生意特好，你本来是烧盘的，也要来烧碗。这不行，你不能烧，我发现你抢了我的市场，我就会跟你去谈。你烧盘那会儿我没烧吧，现在你看我生意好你就烧，你这不是抢我饭碗吗？不是抢我钱吗？咱们得评评理。咱们都是北京人，咱们都到北京会馆去，请来同乡喝茶评理。如果你不属北京会馆，属浙江会馆，咱们谈不通，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评理的，咱们就私下开打。你烧我的东西，不就挣十万块吗，这次我准备出5条人命，一条人命2万块钱，咱们打，让你挣的那些钱一分没有还倒给，我不立这个威，以后还会有人跟我抢。咱们打完一场，你认输了，你就唱一台大戏，向我赔礼道歉，这事就完了。市场壁垒就是用暴力建立起来的。
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建窑和修窑都要技术，原来是鄱阳人垄断技术，任何外籍人都不传。
后来鄱阳人带出来一个都昌的外甥。这技术就传到了都昌。你不修的小东西我修，后来越发展越大，打一场他发现对方太强大，打了得不偿失，于是让步。窑分为柴窑、槎窑，赚钱不多的槎窑归你，大的柴窑归我。首先靠技术垄断，其次靠暴力，形成利益分配格局。为什么要拼了命打？因为农民一旦进了城后就回不去了，他的地没了，或者他出来就因为没地了。
所以你让我失业就是要我的命，让我饿死还不如先拼个你死我活。所有打码头的规矩，它的根都在这儿。脚行的，凡是涉及到纯粹卖力气的，这个色彩就特别明显，所以打码头都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你让我在这个码头上没有扛脚的机会，你说你让我干吗？再没路了我就当土匪，当土匪反正都得玩命，索性我现在跟你玩一回吧。咱们练一回，练赢了这块是我的，你走人。那时的这个竞争是全方位的，绝不像我们现在的竞争是不许动用暴力，不许玩命的。
他怎么能不玩命呢，你要我的命嘛，不管用明的暗的反正我得玩命。一旦是靠玩命建立起来的市场，它一定不是凭着价格、凭着质量这些东西来竞争，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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