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我们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启的中国“工商文明”的进步,我们说这种工商文明给中华民族开启了一个真实的、稳定和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反思近二十五年走过的路,反思邓小平先生指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方向,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中华民族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创,可以跟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历史功绩,可以跟毛泽东赢得民族国家独立创建新中国的历史功绩,是完全可以媲美的,甚至意义更为深远。跟着这个话题,我就讲到今天演讲的第二个话题—世界工商文明兴起的历史潮流。
欧洲:工商文明冲破旧世界
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如何演化的?对这样的大问题,人们会有深浅不同的解读。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看出了各种各样的色彩,看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在历史问题上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和创见,我只是选择和认定一些结论。但是,学者们习惯于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们企业家则习惯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按我们化复为简的习惯来看,我认为所谓近代文明史,其实没有什么深奥的,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我所认定的结论就是:所谓的现代文明的过程,就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工商文明”战胜或者说取代以传统农牧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的过程;所谓现代文明的过程,无非就是现代企业家和职工取代传统封建贵族和农民的过程;所谓现代文明过程,就是用平等的契约法治关系取代了君王和家长凭意志决定事情的过程。所谓现代文明过程,就是用人道、法治和民主战胜了暴力至上、君主独裁和等级制度的过程。身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当事者,会看到十分复杂的变动,但从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看,其实线索十分简单,也十分清楚。
(1)冲破中世纪的黑暗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所谓人类的现代文明的过程是如何开启的呢?
近代开始的时候,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都走到了极限,都走到了愚昧落后、黑暗专制的极限。在西方,人们把哪个时期称为中世纪的黑暗。十三、十四世纪,农耕文化、农耕生产力,已走到了极限,养不了这么众多人口了,欧洲出现了黑死病,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且,极低的生产力所产生的剩余,都被君主贵族和教士抢来满足自己的欲求。封建朝廷和教会专制剥夺,它们把人性的所有的光芒都淹盖了,把人性的创造性压抑了,这样一种社会构架,目的只是为了实现皇权和教会对人心和财富的控制,目的只是为了贵族和教士独享生产果实。这是一种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朝廷和教会在金字塔的顶端,牢牢控制着社会。正是在这种金字塔高压的极端黑暗之中,文艺复兴的曙光在西方兴起了。我们讲世界的变革是从欧洲起源的,欧洲变革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一批什么人搞的?是一批不相信君权神授,不相信天人合一,不相信超越性的神在主宰人类命运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商人。他们以科学和理性的社会思考,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他们借助着理性科学的思想的伟大火种点燃了火炬,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需要伟人并且产生了伟人的时代。在这场惊天动地、改变人类命运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一大批群星的人类智者们出现了。哥白尼(波兰1473—1543)推翻了地心说,开阔了人类的视眼,动摇了教会理论的权威。伽利略(意大利1564—1642)寻求自然界数学的关系,利用实验来证实科学构想的真伪,达·芬奇(意大利1452—1519)画出了蒙娜丽萨,还构想了飞机、潜水艇。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从西航行就可以到达东方的中国,最后他千辛万苦航行到了美洲。但丁写出了《神曲》,倡导建立世界性的国家。在文艺复兴思想开放的影响下,近代西方思想革命持续不断,英国的培根(英国1561—1626)倡导实验科学。德国的路德创立新教,强调人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人人有权直接与上帝相通。法国的笛卡儿(法国1596—1660)倡导理性思维,将理性思维视为判断一切是非对错的唯一基础。西方精神世界发生了革命,以自由、平等、科学、理性为方向的革命。在这样的思想革命下,个人的创造力释放,西方走上了新的历史台阶。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发生以前,中国还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是文明最为昌盛的国家,但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世界思想的统一和专制被解除了,西方的思想创新愈来愈多,西方登上了新的历史台阶,中国被抛在了后面。
一讲历史,人们就只会看到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政治家的形象。似乎我们商人完全不存在。其实,文艺复兴的背后,就是整个社会的工商业的发展。是工商业者的自由创新力量和平等协商的习惯,支撑了社会的思想开放和自由创新。市场化和工商业的发展,是西方文艺复兴和近代思想革命的基础。这不是我的杜撰,这是历史学家们的普遍结论。没有贸易的自由,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商业谈判中的主体平等和契约关系,就没有平等和法治。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由,指的是贸易自由;法律,指的是契约的履行;平等,指的是谈判双方的地位平等。农耕时代也有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科技人员和政治家,但是,他们与工商业时代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及政治家在内涵上完全不同。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伟大人物,无论是那个领域的,他们在根本原则上都认同工商文明,要求超越农耕文明。
例如,新谓的新教革命,就是将原来适应农耕社会的基督教,变成了适应工商社会的基督教。
新教创始人路德,就出生于商人家庭。商人社会眼中的世界,与农民社会眼中的世界,就是不一样,谁更讲自由开放、谁更讲讲平等协商、谁更讲契约关系、谁能在更广阔的世界开发利用资源呢?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当然是商人社会。早在二千多年前,我们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商人列传,“货殖列传”。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是说,要想由贫变富,农业不如工业,工业不如商业。这个道理,对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也一样啊。犹太人很有钱,他们是靠干农活发财的吗?这个道理,几千年来就清楚,但总有人站在农耕文明一边,要重农抑商,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结果是什么呢?人民贫穷,国家贫弱。我有点走题了,我其实是想说,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变革,核心只是一个:工商业开始取代传统农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我们商人,从来只喜欢看实实在在的地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在我看来,就是工商业兴起并取胜的历史。
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把西方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讲的很复杂,讲得非常难于理解。让我讲就很简单,这就是一批思想家、科学家、一批工商者,一批贪图钱财的、唯利是图的、靠工商业谋生的人,一批觉得我不应该当奴隶而是应该凭我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和你们贵族平起平坐的、不愿作为奴隶的新生代的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们创造了变革。他们呼喊,工商业中才有滚滚的财富,工商业中才有强大的军备,凭我手里的科技,凭我的管理,凭我对生产和财富发展的贡献,凭我对税收、就业和军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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