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看看工商史，也是从一开始比较血腥，慢慢变得比较绅士，后来慢慢变得比较和平，讲规矩了。这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希望推动民族形成的工商共识，是早一点摆脱这样的血腥，早一点摆脱你说的超限战的竞争方式，拿命来拼的竞争方式，早一点摆脱那种非得逼着一个人去做“一个人的革命”的环境。商人每个人都很辛苦，每个人都有屈辱。
武克钢：只有把商人的痛处点破了，商人们才会说对啊。干嘛不能建立一个服务于工商业发展的社会制度规则呢？把潜规则抬到桌面上来谈，把明规则定出来，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按照这个明规则往下走，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我在国外留过学，又在官场很多年，我也是很自信很自负的一个人，但我到商场后，还就只有这么玩。回头看，我也没逃出“个人革命”，“个人革命”的能力再强，还是难以长久。工商文明要压住“两暴”力量，我就是担心这种趋向。
穆军：你说这些商人，在老百姓面前好像很自豪，你看我有钱坐奔驰，其实晚上一回家，一人一颗泪，一人一身伤，是不是这个道理？一想社会上这帮王八蛋，非把人气死。我认为现在正好到了一个契机，似乎我们应该想法促成社会形成这种共识。我们简单把社会分成三个群体，工商群体、民众群体和官僚群体，大家一起形成一种共识，把工商从被夹击的这个位置挪到前锋这个位置，如果挪到前锋这个位置，大家都好过一点，这个是个共赢结局。如果继续夹击工商，这必定是个共输结局。为什么说这是个共输结局，逼得商人都到国外去做寓公了，商人都失业了，没税收了，官家更难弄银子了。再说坏点，这个在国外做寓公的，也没闲着，每天通过互联网骂政府。美国的企业家和中国的企业家比，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难做，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社会关于工商至上的共识，社会环境不好。美国企业家只需要克服经营风险，但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要应对同美国企业家一样的经营风险之外，还要克服巨大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就是别人伤害你，跟你玩超限战。中国的企业家70%的精力都用在对付社会风险，不是对付经营风险，而且这种社会风险，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恶化慢慢加大，成几何级增长。我们大家及我们的阅历、精力、研究或者我们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激情、或者有一点社会责任感，我们拧成一股劲，从各个角度往这上面添砖加瓦，直到有一天形成社会共识，连老百姓都知道，比如契约精神这样的东西。一定是大家尊重工商文明才会有契约精神的。克钢说的“官本位”，其实是权本位、暴力本位。一官员去看戏，不付钱，冲着要钱的人说“认识我吗？”回答“认识”，啪给个大嘴巴，“认识还要钱”，回答说“不认识”，啪又是一个大嘴巴，“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你说，看戏付钱，这是工商文明的原则，他老兄不要工商文明，要来个丘八文明，老子有了枪杆子干嘛用呢。如果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确定工作，假定我们就定下来出一个专题片，出一套系列丛书，去鼓动一些学者来加盟，就可能形成当年所强调的那种启蒙的作用吧，在形成工商规则的共识上起社会作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法律和道德，承认工商文明至上的社会共识，这是全社会最大的共同利益。美国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你想改变你的生活吗？先把你的观念改变了；你想改变他的生活吗？先把他的观念改变了。”
杨鹏：克钢这篇讲话，左中右的不少学者都看过，没有人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一些人准备写评论。反正克钢讲的是大实话，抓住了问题的焦点，表达的是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立场和理想。只要承认惟有工商业能使中国富强，讲话的基本看法就是符合实际的。
武克钢：无论有什么看法，起码我认为，大家现在主要靠工商文明讨生活，中国要靠工商文明来竞争，如果不提工商文明，他要把秦始皇请出来乱整，恐怕他自己都会认为站不住脚。今天你们几位智者凑在一块，商讨有可能把这个感受形成一种共识。我觉得这种共识比较有可能，我们又不是要搞革命，而是心平气和、老老实实谈问题，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是为了找出一条大家共赢的路，是为了企业好，为了职工好，为了农民的孩子有工作，也是为了政府好。现在不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工商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利润、就业和税收的基础，如果工商业不能很好地发展起来，就业、税收和利润一垮，就和谐不了。这是个常识。我只想当个实在的商人，讲话里的东西，只是一点实际生活的体会，加上与杨鹏等朋友交流后弄出来的。
穆军：我记得当年崔健的《花房姑娘》里有一句“你要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其实海是什么样，没见着，反正方向是对了。这首歌很可以描述当时的这种心态。
现在可以说了，这个大海，这个蓝色的大海，其实就是以科技创造和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工商文明。
吴思：武总的讲话里有两个故事，一是女王要进小伦敦，得敲门得到允许才能进。另一个是德国商会得先授予市长海军上将的头衔，他才能当市长。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谁说了算”。“谁说了算”这就是主义的由来，就是主义的根子。谁做主、谁立法、谁说了算。
这两个故事，在一定特定区域和特定时间是可能的。资本家能说了算吗？面对贵族，贵族是骑士，是暴力的拥有者，资本家怎么能说了算呢？穆军说不能搞超限战，这破坏工商秩序，这样的要求可能在一部分地区有效，一部分地区没效。太穷了不行，他说，我承诺了，我得负责。但我家穷得叮叮当当过不下去了，我的承诺不值钱了，我就翻脸，你怎么着？大主教把这块地卖给你，过两天没钱了，不干了。这种事贵族经常干，说翻脸就翻脸。我说了算，枪杆子刀把子在我手里，你能怎么着？什么时候资本家能够面对暴力集团说，“我说了算”。让你不敢翻脸，这地卖给我就是卖给我了，你不能动不动就拿回去。到这个时候那就是资本面对贵族真正成为主义了，他占上风了。
为什么小伦敦没被拿回来？因为工商业的力量已经很大了，贵族知道他要去夺的话可能会导致麻烦。要把这个真事讲清楚，就特别精彩。
还有市长那件事。敌人攻城，为什么是工商界来守城呢？最有动机守住这个城的人一定是工商界，他们有财产在这里，工人可以跑，官员可以跑，工厂商店跑不了，所以他们才会选出一个人来说，你给我守住，给多少钱，守住了重重有赏，守不住了我们跟你一块死。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是损失最大的，因此是最肯玩命的，而且他们动员了最多的暴力资源支持他们，他们是暴力最强者，当然可以说了算。我可以任命你当海军总长，我也可以任命他。
以后资本家们再建立一个机制，让这个海军上将不能翻脸。只要建立起这个权力制衡机制，资本主义在这个城市就成立了。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都知道问题在哪儿，比如说工商界跟官府的关系，其实很清楚，保护工商业，税基可以扩大，整体利益是最大化的，官府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如果破坏工商界，反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是自毁利益基础。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
武克钢：工商文明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专利，工商文明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大家都更好的一种方式。工商集团包含了企业家阶层，也包含了职工阶层，还包含了为工商秩序服务的公务员阶层，大家都吃工商饭。
吴思：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对立是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对立。总的原则，应当是生产集团说了算。我觉得资本家一定是工商文明的代表，因为他是工商各种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他也是市场需求的发现者，还是组织起资源来满足这个需求风险的承担者，还是资源的提供者，最后办砸了他倾家荡产，他当然是一个核心的组织者，所以说他是工商文明的代表并不错。
但如果他作为全权代表，一切都由他说了算，反而引向一个灾难——过剩。我觉得原始资本主义都是资本家说了算，这个很不好，因为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剥削过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最后伤你自己。让一部分工人也说了算了，结果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实际上我觉得，西方自从芝加哥工人的“五。一”之后，在立法上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工会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参与了立法过程，也说了算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不是资本主义了。因为已经不是单纯的资本家说了算了，工人阶级也说了算了，你怎么还能说我是资本主义呢？一旦工人阶级进来，无产阶级进来，实际上已经不是资本单方面主义，而是一种全民主义了，因为每一个社会集团的各个阶层发表意见了，大家都有权参与立法了，其实这才叫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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