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那样丰富，如果完全按现在俄国那种“政府控制+垄断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国恐怕早就四处失业，流民遍地，天下大乱了。俄国不改变这种“政府控制+垄断企业+垄断资源”的经济格局，它就成不了工商世界的领袖。政治家再铁腕，企业效率上不去，社会就业上不去，有什么用处呢？
按工商文明的标准，了不起的政治家，要将铁腕用在保护工商秩序上，要用铁腕来保障开放和自由竞争，用铁腕来保障自由企业的发展上。不能用铁腕来保护垄断企业，不能用铁腕来打压民间自由企业。拿破仑够铁腕吧？但他明白铁腕该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摧毁欧洲的封建秩序上，用在制定和实施《法国民法典》上，用在促进工商自由竞争上，这是拿破仑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德国、日本、俄国都是后起的工商业国家，是被迫走上工商业道路的国家，都依靠了开明专制的力量，但最后都因极右翼或极左翼的上台而动荡不宁，最后都回归到了“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原则下。但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完成了由农耕民族向工商业民族的转变，建立起了以工商业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家。 三、中华民族在工商文明大潮中的沉浮
讲了半天外国的事，目的还是为了我们中国工商文明的崛起，目的还是为了搞清楚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我相信，工商文明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有它自己不以民族和文化为转移的逻辑。世界各民族，要在信仰和文化上达成统一很困难，但在工商规则上达成统一并不难，这就说明工商业的超民族性和超文化性。我兜了一个大圈子，我现在可以回到我们中国了。我演讲的第三个题目是—中华民族在工商文明大潮中的沉浮。
（1）“官本位”下的“两暴”文化
讲到我们中国，讲到我们自己，讲到我们在座的这些企业家，最大的疑问可能就是，伟大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没有从我们东方文明中孕育出来？我的结论并不复杂，我认为，中国工商文明之所以屡兴屡败，不断难产，是由于“官本位”下的“两暴”（暴君和暴民）不断地在摧毁它。今天我们中国的工商业总算是再次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社会分化了，多元化了，大家各有各的角度和立场，谁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我不能不从我的社会立场出发吧，或者是被叫为阶级立场出发吧。在一个开放的工商社会中，谁都有权利讲讲自己的心里话嘛。什么是“官本位”？那就是社会上的事情，官说了算。官靠什么说了算呢？靠合法的强制和暴力。
中国历史上，从来如此，官不从事生产，但却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主宰百姓的命运。
鲁迅先生读中国的历史，他说他翻遍了中国史书，读出了两个字—吃人。我读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这本书，读了一生，读出了“官本位”这三个字。中华传统社会构建所有的构想，说起来非常简单，是建立了一种以中央王权为中心，各级官僚为基础，分支统治的这么一个金字塔似的官僚体系，统治了中国几千年。“通吃的皇权+吃税的官僚+上税的小农+边缘化的工商业者”，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我们常说的中国的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次更换统治者的历史，就是打掉原来的统治者又重新换一批统治者的历史。统治者换来换去，城头变换大王旗，但就是基本社会制度不换。一部二千年的历史，就是王朝更替的历史，而所有的王朝，都是建立在以君王这么一个最高的官，一直到我们县官乡官，这么一个金字塔似的结构，形成了以高度专制为特色的中国的超稳态的结构。我们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就是官文化。我们中国文明的辉煌，是在“官文化”之中，我们中国文明的毛病，也在“官文化”之中。我讲用“官本位”这样的词，不是带着某种偏见和褒贬的这么一个提法。
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讲讲这个历史事实。
为什么会形成中国历史上长期持续的这样一个超稳态结构呢？从历史上看，应该讲是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发展一个重大贡献。中华文化是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农耕文化，过去中国人要对付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呢？我看一是治水二是防备游牧民族入侵。农业靠水吃饭，农耕文明一定要治水，我们的历史上从大禹开始到我们现在的三峡大坝，祖祖辈辈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跟水作斗争。为了治水，组织松散是不行的，资源不集中是不行的，没有统一的中央王权是不行的。生产率低，社会剩余少，集中资源，就要很大的强权才行。这是过去农耕文明中朝廷和官为社会核心的客观原因。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周边的我们认为相对落后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要对抗强大的敌人，没有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没有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来指挥控制军队是不行的。在生产效率低的情况下，无论是治水还是国防，没有专制强权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明形成了我们这种超稳态的文化，这种文化非常有效地使我们民族生育繁殖，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凡事要看条件和历史环境，我们不能一概而定，当年是小农经济，当年是农耕文明，君王专制就有它当年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到今天，工商生产力已超越农耕生产力，工商业成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君王官僚专制的历史条件就消失了，继续存在，就不合理了。但是，虽然我们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但是，源于农耕时代的思想观念和一些制度因素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妨碍着工商文明力量的释放和发展。由于这个几千年的皇权文化，我们每一个人浸透在这种皇权官僚的文化里面，“官本位”的思维文化、社会规范，法律伦理，就深藏在我们的基因里。君为臣纲，官为民纲，皇帝和官僚说了算，这些恶劣影响延续直到今天。不要以为这些东西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不要以为你讲的是前朝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骨子里都是这一套东西。一伙朋友去吃饭，如果有一个位置较高的官，他一般就习惯地坐在中间或上座，商人再大，也往往是坐在一边陪着，买单。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排序是士农工商，士（官）排在第一位。百姓有吃有穿，得感谢皇恩浩荡，纳税人这个概念都不敢有，你一说是我们生产者在养活公务员，一些狡猾的官就来了，搞个狠斗私字一闪念，斗得你最后也糊涂了，对啊，我们是靠他们才吃得上饭啊！到最后，谁在养活谁都搞不清楚了！
中国这么多年，我们的精英无非走向这么两条路，一条路是读书做官，另外一条路就是杀人放火当暴民。正道是走向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中国古人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他们只能去读书，为什么呢？“学而优则仕”，读完书他们才能做官，才有地位。
一朝成为文化精英，他就受到皇权和家族称赞，他就可能成为官员，他就成为官本位文化保护下的特权人物了。官路不通走匪路，另一条路，他就走上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像宋江这样的人。受招安是什么？还是做官。孙悟空闹第一场，混了个弼马温当。嫌官小，再闹一场，混了个齐天大圣。管他有没有实权，反正是朝廷给封的官，地位不亚于政协名誉主席。
第一流的风流人物都是些什么人物呢，那就是正史里面记载的那些改朝换代的人物。社会的精英无非扑向了这两个方面，要么成为上层的白道统治者，要么进入草莽暴黑道世界。
毛主席赞美过的风流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人是从官道上走出来的，当然，唐宗宋祖只能算官员造反取代皇帝。在毛主席看来，他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毛主席更喜欢强盗土匪，他赞美春秋时期的大强盗柳下跖，赞美春秋时期从楚国造反跑到云南当王的庄骄，他最赞美的是秦末造反的陈胜。他一首《读历史》的诗，上面写道，“有多少英雄人物？柳下庄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可见，几千年中历史，他实际上就看得起这三个人，这三位是他心中真正敬重的大英雄大豪杰。其实，官也好，匪也好，大家最后指向的目标也是官本位，都是权力，都是要在“官本位”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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