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核心是暴力。打完后你不碰我了，咱们相安无事，你还要碰，咱们再打。
景德镇就建立了这样的秩序。它的内部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精彩，也越来越僵化，缺乏真正的技术和质量竞争。走到最后，日本陶瓷发展起来了，你可以对内动武，对内限制创新，但是限制不了外国，打不到日本去。结果，到了清中期往后，景德镇的竞争优势相对外国已经没有了，技术优势也没有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大量来自日本的瓷器涌入景德镇，景德镇的人感到奇耻大辱。
官家体制剩下来的这一块利益就是这样分配的。官家尽可能选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一旦格局确定之后，它就尽量少管事，不干预民间事务，或者私下被人收买后再管事。由于官家不负责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留给民间的空间太小，在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争夺一定会加入暴力因素，以暴力形成工商界的秩序。在官家用暴力切走垄断那块之后，剩下的部分仍然由民间用暴力进行分配。
第三步就是官和民的互动关系。民间对官方的一般态度是，你要的我都给你，我惹不起你。在这个前提下，民间和官方继续互动。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现象，我用了一个词就是“一个人的革命”。我这个资本家或者我这个老板，绝对不敢去想象改变帝国制度，官家为我立了法，盐商作为一个整体，不敢说改变国家的盐业政策。但我可以招待好皇帝，让他比较顺心，做一点小的政策的调整，收买皇帝，或者收买地方官府的执行人员，就是让各种各样的与我有关的，围绕我这个群体或者我个人有关的官家立法或规则变形，在执法上也发生变形。他把全部的资源和精力全部投入到改善个体的生存氛围的营造上。经过这种变法之后，你还能说他是在帝国制度下吗？还是在那个官家制度下吗？他偷税漏税的结果，比彻底去执行的那个税法还合算，哪怕以现在西方的那个税法环境来比较，也可能还不如他完成了“一个人的革命”后的政策环境好。税极少，还没有工会，还可以形成一些垄断，让官家帮他挡住他的竞争对手。
商人用这种方式完成“一个人的革命”之后，便形成一种常规方式，就像“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样，他是“一朝天子一朝商”，或者“一任知府一任商”。但是也有问题。知府走了我得买新的，于是我就有短期行为，在本任知府当政的时候捞回本来，至少先够本了。如果知府带来的七大姑八大姨太多，我竞争不过，我就不干了。很多中国资本家的成长不能延续，不敢有长期打算，就是因为“一朝天子一朝商”。
“一个人的革命”无法延续无法持久，难以积累和传续，甚至于这“一个人的革命”是违法的。顺着潜规则的思路，可以把这种革命称为“潜革命”，见不得人的革命。一旦被人抠出来，马上就有人收拾你：“瞧瞧你干的这事啊！怎么摆平吧？”怎么摆平？他把挣的一百万分了五十万，回家养老，人家不再追究，同时让出地盘，让新来的人搞他的潜革命。这就是中国商人的“一个人的革命”，成本很低，很方便，但是非常不稳定，短命。这就是中国历代资本家所努力的方向，“一个人的革命”，而且现在还在走这个方向。
由于官家太强大了，每次变法或者革命的成本太高，对大家团结起来的威慑和抑制极强。
你要敢联合行动，我“露头就打”，现在还是用这个词。你敢联合起来吗？你敢搞组织吗？
严格禁止。但是，你私下买通我，我很欢迎，我就希望卖个好价钱。这一正一负一推一挡，就逼着所有的工商界成长起来的力量都走“一个人革命”这个方向。
讨论中国工商界问题的时候，从历史脉络上，从真实的行为上，可以离西方惯用的概念远一点，因为那些概念描述西方非常准确，描述中国状态时缺失甚多，或者是不能让人看到真相。我们现在不分适当不适当，呼噜呼噜就给盖过来了。真要用的时候，还是要再调整再说明。
最后，从古到今，官府对工商业者的态度，还是不许大家惦记着整体的方面，体制改革威胁到整个利益集团，威胁到官家集团的历史和生命，威胁到他们每个人当下的利益。官家鼓励或默认商人“一个人的革命”。我觉得工商界发挥作用的要害，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继续搞“一个人的革命”还是要体制改革。
我认为工商界当然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个人的革命”是成本最低的，这是实际上大家都默默去做的，虽然不那么说。但是，这个事一旦叫起真来，拿到桌面上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短期的利益最大化，但与自己的长期利益是相悖的，与自己的长期利益是冲突的。而且走这条路是不断给自己加绞索。“一个人的革命”愈是成功，脖子上套的绞绳就愈多。你在买通了一个人后，为了你的投资收益最大化，你还会继续追加投入，而且既然是已经买通了一个人，就希望把买通的这个人的最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他替我去挡竞争者，或者去弄贷款。这个东西又导致人们走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绞索越扭越紧。
这既是成功，也是自杀。顺这个方向，是长不大的，你想长个百年企业是不可思议的。百年之中你不得罪一个人把你老底兜出来是不可能的，兜出来你就死定了。你可以犯一百次小的错误，但你不能犯一次致命的错误。任何老板都清楚其实这不好，但他没辙。
那么，资本的真正利益在哪儿呢？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我们假定有一个“无知之幕”，就是你事先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知道我是不是将进入云南市场，或者已经把云南买通了。
在我买通云南之后我是不希望别人进来竞争的，这是合乎我的利益的。不知道你在哪儿时，你希望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玩。这就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无垄断壁垒的市场。我既然自信，在公平制度规则下，咱们公平竞争，我就知道有我一碗饭吃，有我一块地方，而且那样一来我们的竞争不是玩命，最多输了我们把钱赔了，我们退出。这就是整个体制的改革的好处。
“一个人的革命”这样的竞争是玩命的。总之，如果按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推测，最合乎资本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就是平等，市场、竞争、自由、法治，就是咱们的权利，谁也不容侵犯，产权保护，这些东西其实西方已经用他们的语言表达得很清楚了。自由、平等、博爱，法治，那是一个群体，一个阶级革命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人的革命”的结果。
杨鹏：刚才吴思讲的，商和商之间、官和商之间，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由暴力来划分市场和利益，“一个人的革命”，我听下来感到非常震憾。这么看起来，西方工商文明能持续发展起来，是因为他们为工商文明奠定了一个体制基础，他们有一个企业家群体性的体制变革，彻底把工商业的长远大利益转化为制度和法律，保证了工商业的长治久安。西方在工商文明发展初期，皇权与商人合谋，商人也有一个“个人的革命”的阶段，东印度公司，也是先找皇家要了一张特许证，个人革命成功了，才开始做大的。关键是他们后来有一个集体性的变革，用体制改革来保障工商业的持续发展。
穆军：刚才吴思讲了一段中国工商的历史，商与商之间暴力划分市场，吴思说与西方不一样，实际上与西方也一样。美国当年开采石油的时候，商人互相炸输油管，很厉害的，这已经是一八几几年的事了。我的意思是，在野蛮竞争时代，国外也是拿命来拼的。你要说起“个人革命”，西方开始时也都是个人革命，罗斯柴尔德，当年一个人搞定五个皇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资本主义的明珠，罗斯柴尔德家族，帮着五个皇帝筹军饷。那个时代也是这么玩的，当然最后他自己也被暴力排掉了。现在俄罗斯一帮暴富的，市长不批字，在过生日时把他干了。所以我认为，人类基于利益冲突会有这种血腥，这种争斗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这是全世界都有的。你提的这个例子并不影响我们现在要说的工商文明这个主题，只不过帮我们把这个主题弄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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