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

市政府确信，“企业的事情应该由工人来决定”（访谈调查，2000年1月）。后来召开的职代会会议和全体工人投票表决，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上海第二皮鞋厂在改制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所导致的工人抗议活动，也引起了该厂的上级主管部门上海轻工集团股份公司的干预。最后的结果是，该厂厂长被撤职，改制计划暂缓执行（访谈调查，2000年1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些个案中，如果不是工人起来进行集体抗争，职代会的介入和官方的干预，都不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中，职代会既无权，也没有地位，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管理者完全无视它的存在。但是，职代会这种组织的存在，以及它的法定地位，使它有可能成为工人们用来挑战管理者的制度性武器。工人的公开抗议活动往往都会造成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希望通过职代会解决他们与管理者的冲突，他们的这一合法要求，企业的管理者几乎找不到反对的理由，政府部门通常也愿意接受。同样，如果工人的抗议没有采取公开抗争的形式，或者，这种抗争在政府看来不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面干预机会也许就比较低。工人抗议的声音越大，他们的行为越是具有对抗性，政府部门干预的可能性也越大。虽然职代会的介入和政府部门的干预基本上都是它们对工人的集体行为做出的一种被动的反应，但是，一旦它们这么做时，它们的立场往往更加倾向于工人一方。

　　结语：从道德经济学到工人权利

　　国有企业的工人针对企业改制措施进行的抗议活动，从根本上看，反映了工他们对行将到来的资本主义或者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的抵制。因为这种所有制关系的建立有损于他们的利益。或者说，反映了工人们希望在改制之后，他们的基本生活仍然有所保障的愿望。这种抗议活动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同于那些已经处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下的那些工人（即在私有企业工作的工人）的抗议活动，也不同于那些已经离开了工业制度的工人（即已经下岗的工人）的抗议活动。私有企业中的工人的抗议活动主要是反对残酷的劳动过程和侵犯工人权利的现象，并不挑战企业的私有制性质。他们抗议的普遍方式是罢工和集体怠工。下岗工人的抗议活动与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由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所引起的。但是，它们的差别也非常明显。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要求的是生活补助，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要求的是参与那些影响到他们生存的决策过程。在抗争的方式上，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不仅象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一样，经常采取上街游行的斗争方式，另外，它还采取了下岗职工无法采取的斗争方式，即占领工厂，这种斗争方式象征性地揭示了抗争的焦点是企业产权的归属问题。

　　界定国有企业工人反对改制的集体行为的性质是困难的，也容易引起争议。如果说改制是许多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摆脱死亡的唯一的出路，是中国改革之必然，那么，对它的抵抗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种斗争似乎具有其它社会中的弱势阶级所进行的抗议活动的那种“道德经济学”特征，如农民因为资本主义对传统经济的渗透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进行的抵制资本主义向传统经济渗透的斗争（Scott ，1976），在西方工业化早期工匠们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Thompson，1968）。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逐渐侵蚀了那种以国家大包大揽为特征的父爱主义制度，打破了国有企业职工的“饭碗”，国有企业职工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是对这种制度解体的一种自然反应。他们的这种抵抗，象其它背景下的那些具有道德经济学特征的抗议活动一样，具有“防御性和怀旧姓”，依据的是旧的意识形态的遗产，目的是维护现状或者自己的经济状况不会恶化。[10]但是，在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工人的道德经济抗争并不一定能有效维护和提升工人的利益。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在短期内工人们可以从政府和管理者的让步中得到一些好处，他们也无法抵挡市场经济改革这一潮流，相反，如果他们拒绝改制，他们可能还要承担更坏的结果。以SL公司为例，在租赁计划被终止后，企业一时也找不到其它的办法来解决它在财务上的困难，职工的工资和退休金的发放越来越困难，以至于许多工人后悔当初不该投票反对租赁，因为，如果企业租赁成功，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工资的按时发放。

　　工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新的劳动关系的抵抗，有时会适得其反，甚至是自我击败。1998年，安徽省一家著名的国有企业破产后，被一个私人企业家收购。新的管理者在企业内强制推行了一些改制措施。这些措施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加强考勤，当生产指标没有完成时，降低工资，禁止工人在家属区使用工厂区的电力，增加门卫，防止工人将工厂的财物转移到家属区，等等。但是，工人认为这些措施侵犯了他们的“自尊”，抱怨说在工厂里“他们从此失去了自由”。当管理者要求他们签定劳动合同时，他们都不响应。管理者后来决定通过买断工龄的办法让一些工人下岗，用临时工取而代之。工人因此而进行罢工，在这种压力下，当地政府到法院控告该企业“没有按照收购合同妥善处理下岗职工问题”，最后的结果是这家企业被法院强行关闭。尽管这个判决使这个私人企业主损失惨重，但是，工人也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工厂关闭了，他们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工作。[11]

　　工人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揭示了在经济转型时期工人为公平和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在工人看来，他们过去几十年的低工资，不仅是对国家的工业积累所做的贡献，也是自己个人的福利投资。企业一改制，无形之中自己的福利投资就被全部或者部分剥夺了。我所收集的个案和有关的报导说明，在这一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改革过程中，工人普遍地被忽略、排斥，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但是，当工人越来越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时候，对于如何在新的经济关系中确定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认知上和政治上都缺乏准备。这种状况与旧体制的影响有关，也与当前的政治限制有关。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工业结构中，工人的利益是由家长式的国家制度来保障的。但是，这与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不同—这一制度是西方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所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而中国旧的父爱主义的福利制度，来源于一场革命性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由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因此，中国的工人在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方面缺乏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基本上没有从事这种实践的必要和机会。他们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利益与家长式的工作单位紧密地在了一起。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过如何在这一制度之外去界定自己的利益。

　　当市场经济改革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家长式体制，工人们不得不面对这类问题时，他们发现过去的生活经历，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经验。而且，他们也没有制度上的机会形成同管理层抗衡的力量，来争取较为公平的改制结果。他们没有权利进行独立的组织活动，而这种独立的组织活动，不论是对他们阶级意识的发展，还是对他们在新的所有制下界定和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官方的工会并非一无是处，但它显然不象阶级的组织，不代表有组织的劳工权力。因此，工人的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多多少少都与过去的政治说词以及过去的所有制观念有关，他们所争取的权利，

　　是过去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经难以实现。在界定自己的利益和陈述自己的要求方面，中国的国家职工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和观念。

　　然而，在反对改制的工人抗议活动，即使是道德经济学倾向的，也有助于他们形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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