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动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研究——现阶段国有企业根本性改革成本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本文由PB创新网为您整理】摘要：党的十六大对国有企业改革赋予了新的指导思想，2002年11月国家八部委联合颁发的859号文件——这一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鼓励性政策，为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一对国有职工身份进行转换并进行补偿的改革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将涉及到一系列改革成本的支出。企业是否有能力支付改革的成本？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支持？这直接关系到根本性改革的成败和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本文试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对国有企业根本性改革的政策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宏观和微观分析，以期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的体制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根本性改革/成本研究

　　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起着创造国民财富、增强国家实力、提供国民收入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中国人世后对市场结构主体的重大调整，随着新的国家实施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部署，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改革已经走到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的阶段①。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核心、最困难的部分，它涉及经济结构转换、所有制结构转变、国有经济与市场化、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协调等经济问题，涉及四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企业与社会合一、三千万老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等社会问题，也涉及我国工人阶级地位、改革性质与社会稳定等政治问题（李融荣2003）。正因为如此，我国改革采取了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形式，避开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改革的难点，而首先从发展非国有企业开始，这就使得改革初期收益较大而成本较小，全社会呈现出稳定和繁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可以自动解决。国企非产权制度的改革与产权制度探索性的改革，给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造成一种由渐进到根本性改革的环境。从中国国企改革的历程来看，18.1万家中小国有企业所有权在短期内实现的根本性变革，为9000家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经验，这是国企改革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六大对国有企业改革赋予了新的指导思想，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则预示着国有企业改革将在两个方面出现重大突破：一是国有资本将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二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面临巨大的变革（张文魁2002）。这一涉及10万亿元国有资产的巨大擅变，标志着近26年艰难而曲折的国企改革逐渐进入根本性改革的关键阶段，时间不允许国企改革打持久战和拉锯战，越往后推，国企改革的成本将会成倍增加，因此留给我们的也就是三五年的时间。

　　然而，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是否顺利，社会是否稳定，生产力是否持久发展，最终归结到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控制问题上。没有一笔巨大的改革成本支付，国企改革的收益将难以取得。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住改革成本，就不可能用有限的付出来取得改革的收益，国企改革就寸步难行，产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就无法推行，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就无法建立，新的运行机制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必须要控制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降低国有资产置换的成本，使国有资产能够以最高的效率进行置换和运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是对人民的财产真正负责，对国有企业负责，对国有企业的职工负责，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负责。成本与收益是反向运动的两个要素，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国企根本性改革，就要研究其为何互为变量的相互关系。

　　2003年元旦刚过，重庆市首先宣布：在工业领域不再新办国有独资企业，转而大力发展以私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以此作为调整全市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措施。一周以后，北京市宣布，从今年起北京市工业系统将不再批准建立国有独资公司。为保证国有资本有效退出，北京市指出，国有资本原则上以相对控股为主，特殊情况需绝对控股的，控股份额不得超过51％。随后，山东、吉林、辽宁等省也发表不再搞国有独资和已有国资限期退出的声明。而这些省份有不少是传统大中型国有企业密集的重工业区。这些声明则往往伴随国资份额上限的规定。到2002年初云南、甘肃两省相继宣布“绝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为止，全国除几个自治区外各省大都已表示将在竞争领域内告别“国有”（秦晖2003）。不言而喻的是：如果增量趋零，即使国资存量绝对值不变，相对值也会下降，并在足够长时间后趋近于零。因此，国企的根本性改革既是规律，也是水到渠成的大走势，顺势而为才是上策（邓志雄2003）。我们有必要去研究成本的构成，并据以动态地建立成本经济的模型，用以推进这一根本性的改革。

　　1.大中型国有企业根本性改革的政治成本

　　国有企业根本性改革的政治成本是指因产权制度变迁带来的政治风险和造成的社会控制风险，即在国有产权制度安排过程中最高权力控制群体预期的或实际的政治耗损。

　　首先是产权更替引起的政府（或改革主体）的控制力下降和社会的风险因素增加。这种成本必须内部化。因为成本内部化是与改革收益内部化相对应的，作为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其改革是为了追求潜在的利润，当然其政治成本应内部化。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只要制度安排成功就可获得最大的成果，还可获得支持和巨大的政绩，甚至职位的提升，因此其改革成本理应由改革主体自行承担。

　　其次是产权易人引起的制度利益转换成本：一是旧制度下的能够获得的利益，在新制度安排后，被取消，这部分成本可以称之为新制度安排的机会成本；二是新制度安排后由某些人承担了的费用，如农业制度变迁后，予以制度化的乡统筹、村提留；三是新制度安排后，未予以制度化的成本，可以在制度运行期间与制度化的费用一同由微观主体承担，也可以向后累计，找适当的时机予以分化解构成本。

　　再次是制度更替引起的制度利益和损失的分担的社会公正问题，是指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享受者的错位问题，即承担改革成本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少，承担改革成本少的社会群体享受改革的成果要多（杨继绳2003）。

　　学者一般把政治成本分为两类：“政治成本A 来自制度变迁，新制度安排后，使潜在利润得以实现，增加社会净产出，由此可能导致经济自由化所诱发的多元政治力量、权力中心所拥有的经济力量相对下降等，引起对权力中心执政地位威胁的增加。政治成本B 来自现有制度安排。相对于愈来愈阻碍现有经济发展的制度来说、潜在利润会逐渐增加的，因此人们的不满也会逐渐增加。两类成本往往是此消彼长的，不改革，则国企业长期陷于困境，民众不满，政治成本B 增加；若加大改革力度，则可能大权旁落，政治成本A 增加。无论哪一种政治成本都是制度供给者（权力中心）不愿承担的。

　　国有企业的政治职能主要表现为，企业中党的组织作为企业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样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参与，包括政治影响，还包括对企业内的党员起到领导和组织作用，对党内外群众起到动员作用，从而调动企业的政治资源，充分发挥企业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起到激励职工为企业努力工作的作用，保证企业经济功能的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根据职工个人对党的忠诚、对党和企业的贡献，对某些人进行奖励和优先提拔。由此产生的亚文化就其结构上而言，是施恩回报的关系。这类关系使得在国有企业的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社会变革是由各种力量构成的社会合力推动的。当前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合力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吕炜2002）。在当前的社会力量体系中，强势群体力量微薄，对合力矢量的方向作用很小。按照当前社会合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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