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

【本文由PB创新网为您整理】摘 要

　　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的变量。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学派是把制度作为影响交易费用变动的基本变量。按此观点，一种制度安排是否有效和能否持久存在，主要就是分析这种制度在创建和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即是节约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如果是节约了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就有生命力；否则就不可能长久，当然通常这种类型的制度安排都是强制性的。

　　本文以天津市近几年为维护“低物价”（即“到了天津才知道社会主义好”这句流行语的基本内容）的“政治形象”而实行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为案例，说明在以市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以价格补贴为核心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主要目的 --- 维护了政治形象 , 但这项制度不是节约了交易费用，不是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这项制度的运作效率、增加了收益；而是相反，管制的实施超乎寻常地增加了交易费用。用了解内情人士的话说是“劳民伤财”。所以这种管制制度是一项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失败的制度安排，最终要被设计者放弃也就是必不可免的。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这个九百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三大直辖市，同全国其它地区的情况类似，其经济一直在稳定增长 , 尤其是近几年增长更快些。统计资料表明，天津近三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连续超过 14% ，近五年以来一直在１０％以上。从 1988 年到 1995 年国民生产总值由 260 亿元增长到 920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 9.3%; 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由 3117 元上升到 10308 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上升 8.3% 。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居民得到了实惠。天津居民的人均实际年收入由 1330 元上升到 4931 元，扣除物价指数年增 6.2% 。人均消费支出由 1279 元提高到 4063 元，实际年增 3.9% ；人均年末储蓄余额也有较大增长，由 747.37 元上升到 6147.18 元，实际年增 19% 。可见，天津市经济发展作自身时序比较的确还是比较快的。

　　然而，当我们把天津市同周围的其他省市特别是与全国的先进城市相比时，天津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似乎仍嫌稍慢且稍低。　这种差别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加在一起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我们认为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恐怕是重要因素。自８０年代末以来，天津市全面地执行中央关于以稳定求发展的发针，把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来抓，其中突出强调控制通货膨胀上涨。这一战略是正确、必要且有效的。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控制通货膨胀理解为“物价越低越好”，以致于天津经济似乎实际上进入了“低物价、低工资”的一种传统发展模式之中。

　　本文无意全面地对天津市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作出评价和分析，仅就为维护天津市场“低物价”的政治形象而对鸡蛋之类产品采取的物价管制制度的得失作些实证性的分析。目的在于说明，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以物价管制强制地维持某些并不需要管制的产品的低价状态，其交易费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成本大过收益，得不偿失。透过对鸡蛋的价格管制的制度分析，也许能够对天津市的整体发展战略以及体制改革的推进有所启示。

二、制度背景 : 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的演变过程

鸡蛋，作为中国人现阶段消费中的一类重要的副食商品，其供求状况及政策制度的安排和实施，历来受到各地各级政府的关注。因此若仅就其交易制度变迁的指向而言，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变迁与中国其它省市并无二致，都大体经历了从计划统购统销逐渐到由市场价格调节这样一个过程。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这一过程的不同时间安排及各阶段的不同特征中。天津市的鸡蛋价格制度安排过程及阶段性特征如下：

（一）变迁过程的时间表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可以认为，几乎所有与市场价格制度有关的制度演进均滥觞于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因此，研究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变迁，即由改革之前的统购统销到目前的市场调节过程，亦应以此为起点。

1979 年 5 月，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天津市先后大幅度提高了猪、牛、羊、鲜蛋、水产品、粮食、油脂、油料、棉花等农产品收购价格 , 其中鸡蛋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为 29.2%( 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 18.65% ），并安排了鲜蛋的季节差价。统购统销制度首先从收购价上有了一些变化。

1979 年 11 月，按照国家规定天津市有计划地提高了 8 类主要副食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其中鲜蛋的销售价格上调了 22.2%( 猪肉、牛肉和羊肉销售价上调幅度分别为 :29.1% 、 33.3% 和 31.6% ）。统购统销制度中的销售价格也有了变化。

1985 年 5 月，天津市有条件地放开了肉、蛋、禽、菜及水产品等主要副食品价格。在鸡蛋购销政策上采取了“放” ( 放开搞活 ) 、“保” ( 保价收购 ) 、“限” ( 限价销售 ) 、“订”（合同订购）几项措施。统购统销制度有了更大的变化。

1987 年 3 月，天津市政府为纠正长期以来由于农口 ( 农委系统 ) 只管生产、商口 ( 商委系统）只管销售造成的产销脱节、禽蛋生产和供应不稳定局面，决定改革旧的禽蛋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产销一体化，为此，成立了天津市禽蛋服务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隶属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该公司下辖天津市蛋品加工二厂和天津市津牧工商联合公司。

天津市禽蛋服务公司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兼有计划管理与商品经营两种职能但以计划职能为主。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是 (1)  ：①负责制定本市禽蛋产销计划，保证市场需要和均衡供应；②推行经济合同制，将禽蛋的产销纳入有计划商品经济轨道，做到有计划生产、有计划调市、有计划销售；③利用价外补贴、物资分配、蛋料挂钩等手段组织禽蛋的加工、储运，旺吞淡吐，保证市场供应；④与国内外企业合资兴办禽蛋联合企业。

1989 年 3 月，为加强对鸡蛋、蔬菜和生猪生产及调市的计划管理，切实保障城市供给，稳定物价，天津市政府决定从 3 月 1 日起实行主要生产资料供应与鸡蛋、蔬菜、生猪的收购、调市挂钩。涉及鸡蛋的挂钩政策为：生产单位每交售 1 公斤鲜鸡蛋，供应配合饲料 3 公斤、育雏料 1 公斤。此外，市政府决定，由市农委负责安排全市鸡蛋生产、收购、调市任务；负责挂钩物资的分配和调剂与承担鸡蛋生产和调市任务的区（县）及其它生产单位签订收购、调市任务承包书。市粮食局、供销社要按计划保证收购及调市鸡蛋所需挂钩生产资料供应。

　　到此为止，传统的统购统销制度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或改进，但是其基本的特点并没有改变，基本的运作模式大致是：

图一： 1991 年前天津市鸡蛋计划流通流程图

1991 年 11 月，在新的经济环境及市场条件下，天津市全面放开了鸡蛋和饲料的收购、销售价格，仅安排了鸡蛋销售参考价格，每 500 克不超过 2.30 元。由于当时鸡蛋生产大于需求 (2)  ，货源充足，市场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鸡蛋和饲料价格放开后，天津市相应取消了对生产环节饲料的“暗补”和经营环节亏损的“暗补”，全部改为对职工的明补。从 91 年 11 月份起，市财政按每个职工每月 1.5 元的标准发放鸡蛋价格补贴。 (3)  市场调节的运作模式比较简单清晰：

图二：市场调节下的鸡蛋购销流程图

1995 年 8 月 , 在改变了的市场供求条件下，市政府成立专门的“鸡蛋调市工作组”，对鸡蛋的销售过程进行干预，对鸡蛋销售价进行管制 ( 详见后文 ) 。

1996 年 3 月，放弃价格管制，重新让市场作调节主体。

　　（二）制度变迁的阶段及特点

　　从以上价格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制度变迁阶段：

第一阶段 (1979 年～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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