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

均衡点”），以为经济发展维持一个均衡的制度供给环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偏好对制度供给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除福利目标这一与社会“共容”的利益之外，任何政府对政局稳定、民众支持以及集团或个人威望有特殊偏好，并且这类偏好很难用其它收益目标来替代。因此政府在提供制度安排时往往受此影响。不应否认， 1995-1996 年天津市政府对鸡蛋施行价格管制也可在某些程度上增加市民对政府的支持，因为市政府此举与诸如“菜蓝子”、“米袋子”等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能为市政府赢得一个“关心群众生活”的形象。如果把这些因素作为价格管制的收益考虑进来，即使从总体上未必能得出此项制度安排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结论，但至少从政府角度看它是合乎理性的，而且其主要目标是得以实现了。问题在于，正像“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 (13)  一样，某一团体的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同样也不能划一等号。一个团体或个人在制度变迁中可以通过“搭便车”使成本外部化（或收益内部化），从而实现局部盈利；而一个社会总体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它要无一遗漏地负担所有成本。因此从长期看，政府应从社会角度对某种制度供给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当我们从这种视角对天津市 1995 年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进行分析后便不难发现，此项制度安排的收益，相对于其所增加的巨大交易成本而言，是微乎其微的。收益与成本的这种极不对称性非常有力地说明：此项制度安排必然是不成功的。它也说明，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是很重要的。长期形成的传统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强大惯性不可能在宣布建立市场经济的短时期内消失，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只能逐步建立，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总是要顽强地生存，这就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部可逆性特征。然而市场化进程中的这种曲折性与反复性的制度变迁成本是巨大的；而这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继续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

1996 年天津市政府最终放弃了鸡蛋价格管制制度。放弃价格管制后的事实证明，像鸡蛋、大白菜这类生产周期较短、替代性较强的产品的价格水平和供求关系，最好交由市场制度来调节：在短期内，鸡蛋价格的上升，一方面正好刺激了其替代品（如肉类消费等）的消费量上升，调整了消费结构；另一方面，吸引了外部（地）市场供给量，很快就能增加本地供给；同时刺激资源向生产领域流动，从而在稍长的下一生产周期使本地供给上升，价格又会再度回落下来。 1996 年天津市场上的鸡蛋价格曾一度下降到 2.9 元 / 斤，一般也就维持在 3 元多。这是最好的证明。看来，至少在某些产品领域里，即使从维持物价稳定、保证人民生活安定的目的出发，选择市场调节也是最理想的制度安排。

　　这样性质或类似这样性质的产品在市场上占绝大多数。因此我们从鸡蛋价格管制中得出的若干分析性结论，对天津市的整个改革发展战略可能也具有一般意义。天津市在实际中执行的是“物价越低越好”的发展战略，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适当的。物价与通货膨胀有联系也有区别。通货膨胀本质上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物价上升则有多种因素：一是通货膨胀，二是供求失衡，三是哄抬涨价，四是主动调价。只有在发生货币的超经济发行时物价上涨才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二者才一致。毫无疑问，导致物价上涨的前三种原因都应尽量避免，严加控制。但天津市同其他地区一样，有许多产品的相对价格是不合理的，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而由此引起的物价上升对生产者是一种刺激，会促进增长，从而使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更快；如果没有这种价格调整，生产上不去，工资收入也就不会有大的增长，这又会迫使社会总是在降低物价上作文章。前者是良性循环，后者则是不良的。所以采用逐步调整的方式走出不良循环是必需的，是对老百姓根本利益的关注，是对长期的积极的稳定的关注。

　　在对价格的适度上调有了正确的看法的前提下，我们建议对低收入阶层的补助应采用现金补贴的方式，而不是对生产者进行补贴的价格管制。这种补贴有较高的效率。因为现金收入的提高明确地弥补了价格上涨的损失，满足了低收入阶层的要求；同时上涨的鸡蛋价格又抑制了消费需求的不适当扩大，使其转向更多地消费其他的替代品，消费结构得到了适应性的调整。图六表明了这一道理：ＡＢ线为价格管制前的预算线，ＡＣ为价格管制条件下发生替代效应的预算线，而ＤＥ为现金补贴条件下收入提高的预算线。很显然，在均衡点Ｅ 2 比在Ｅ 1 ，消费者购买了更少的鸡蛋更多的其他替代品。这在假定条件下是更优的消费结构。

图六：现金补贴方式图示   图七：限额票证补贴方式图示

　　还有两点更为重要：一是价格的适度上调将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从长期看又会使价格回落；二是这样改进的制度安排，将大大节约交易费用。唯一的困难可能发生在对贫困阶层的识别上，但在贫困线已经确定的条件下，这应该也是易于办到的。

　　如果因某种原因的限制一定要采取价格管制的补贴方式，那么应当采用对低收入阶层发放限额票证的方式，且限额必须小于在消费者未享受补贴时的购买量。在图七中，政府规定消费者至多可以购买ＯＧ量的鸡蛋（ＯＧ小于在市场条件下消费者的购买量ＯＱ＇），超过此限则必须支付市场价格。在这样的条件下票证补贴等同于现金补贴，消费结构是适当的。但问题是价格对生产的刺激不够足，因而不是最好的方案，同现金补贴比较起来只能是次优。
注释 :

(1) 《天津市经济年鉴》 (1988) 第 192 页。

(2)1991 年天津市鸡蛋产量为 20072 万公斤，消费需求总量 9655 万公斤，生产比需求大一倍多。

(3) 《天津经济年鉴》 (1992) 第 176 页。

(4)1986 年天津市国营批发商业鲜蛋经营量占全市销售量的 69.17% （《天津经济年鉴》 1987 年，第 441 页）

(5) 由表 ( 一 ) 可看出， 90 年以后天津市鸡蛋年产量一般为 2 亿公斤左右，而同期的天津市城镇农村对鸡蛋的消费需求总量为 1 亿公斤左右。

(6) 见《天津日报》 (1995.8.25) 市物价研究所做的分析。

(7) 根据天津市畜牧局畜牧处调查资料。

(8) 作者对天津市南华里等副食店进行了调查。

(9) 可以从两方面分析， a) 如果当时销售平价蛋的赢利 (3.30-3.15=0.15) 再加上市财政对销售每斤鸡蛋 0.03 元补贴（共计 0.18 元 / 斤），高于经营非限价蛋赢利时，国有副食店将加速鸡蛋流转，以增加利润，而不愿意对消费者加以区分（歧视性销售）； b) 如果销售者 0.18 元 / 斤的利润低于经营非限价蛋利润，销售店更不愿支付额外组织、印刷凭证成本而减少利润。可见除非市“工作组”对此项工作做出具体规定，鸡蛋销售点一般不会主动进行类似组织工作而延误销售。

(10) 在管制过程中，由政府所支出的费用包括补贴也是来自公众的纳税。

(11) 列出补贴款的计算过程：市财政 198 万＋市农委 274 万＋县、乡财政 933 万＋销售补贴   1100 ≈ 2505 万元。

(12) 还有一种搜寻成本值得提及。搜寻成本由生产者和销售者负担，它发生在价格管制措施停止以后，但与价格管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搜寻” (Search) ，乔治· J ·斯蒂格勒的解释是：价格在所有市场以不断变化的频率变动，除非市场是完全集中的，否则无人知道卖主（或买主）在某一时间所定出的价格。一个卖主（或买主）只有和各种各样的买主（或卖主）接触过后，才能决定最有利的价格，这一过程称为搜寻。搜寻的目的在于获得买卖双方均满意的成交价格 [ 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三联书店） P74-75] 。

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企业都要通过市场与其它经济主体建立联系，如甲企业与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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