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思路要超越左右翼

【本文由PB创新网为您整理】撰写此文颇费心思，反复修改而不成。此期间人文知识分子鄢烈山批评张维迎，和一般自由主义者秦辉反对权力瓜分的文章陆续面世；参与目前改革方案的张维迎，周其仁也发表长文反驳郎咸平而且态度激烈，锋芒毕露。我要不断增加篇幅以容纳新的观点。现在到周其仁为止。

“超越左右翼”是我在1994年提出来的，作为《克林顿智囊——进步研究所》读书笔记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1998年我在《中国改革报》和《战略与管理》发表揭露“权力资本化”长文。计算“租金”的文章年年都有，反对权力资本化，权贵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在目前都可归纳为同一含义，就是反对权力资本瓜分。有良知的学者早晚会站到人民大众和宪法一边来。无论他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好资本主义”。

好汉不提当年勇。自己做什么都有历史见证，不必自吹自擂，不必互相吹捧，我从来不搞什么体系，我所关心的是国家前途和公共利益的实际问题，所以不必去维护自己理论体系和名声，人活得已经够累了。我曾在思想讨论会上多次提醒一般自由主义朋友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不要把社会公平的旗帜丢给自己最反感的“左派”。可惜听得进去的只有寥寥数人，秦辉“公平私有化”的观点我一直就赞成，且极力争取帮助他出书，只是没有成功而已，怎么说没有人支持呢？这次争论，一般自由主义者总体失语，被称为“中国良心”的茅予轼，吴敬链至今不发言，那些小自由主义者心里着急，不得不求助于远在美国的秦辉。如果在事关重大公共利益问题上总是失语，必定丧失社会影响力，再批判别人“煽动民粹”也是没有用的，现在是考验真假自由主义的关头了。我也期望更多的经济学家敢于从“中国经济学主流”的阴影下站出来，共同呼吁暂停MBO。

一、真正的改革是争取公开化和民主法制程序，MBO首先应该“叫停”

郎咸平质疑国有资产流失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勇气可嘉并在无意中影响历史进程。他呼吁国内经济学家回应，他其实不了解国内许多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但在特殊条件下，改革思路不幸被新自由主义主导并向权力资本倾斜，多次呼吁无效，大家已麻木了。

有人说朗咸平象一头公牛闯进瓷器店，表现出新自由主义之懊恼。得益于海外教授和财务专家身份，和那个愚蠢的起诉者帮倒忙，引起传媒聚焦和社会轰动，戳穿了“皇帝新衣”，把一个众所周知而又缄口不言的重大公共利益问题再次提出，打破了主流传媒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联手封锁。一场静悄悄的，对国有资产的瓜分运动已被揭露，这也是天意。

我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而自称“非主流”，一是不戴自由派设计的的政治帽子，二是与“左派”有分歧，主要就在国企问题。加上专业不同，我很少参加国企讨论，只是发表数十篇文章主张对工人进行历史补偿。这次参加讨论是为了打破学术垄断促进学术自由，希望能够深入并有结果。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上书全国人大，我的主要想法是：暂停MBO和外资收购国企，对于事关公共利益，公共财产，公共安全与政权合法性的重大问题，不能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金融企业家私下决定，应停下来进行公民讨论和投票，经过全国人大先立法后处理，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轨道。

首先应反驳“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止”的意见。现在所有人包括流失的辩护者都不否认国有资产在严重流失，争论不在实证层面而在价值判断，即流失是不是不可避免，是不是市场化必要的代价，是不是没有更好办法只能采取MBO这类“次优”措施？既然在改革中流失不可避免，那么目前防止流失唯一办法就是暂停MBO式改革。表面说防止流失，实际上不停止MBO，就等于放纵流失，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和代理人才是“难辞其咎”。

某些人急不可待私下处理国有资产令人起疑：想利用目前时机将瓜分变成既成事实，这种“先突破后追认”的渐进改革手法我非常熟悉，但恰恰对国企改革不适用。涉及公共财产和重大公共利益，改革也进入公开化透明度阶段，必须走民主法制程序。目标和手段，手段更重要。以秘密手段私下处理公共财产，无论以什么漂亮口号为借口，提高多少生产力和效率，也不可行，自由主义者多年以来不是极力否定“革命党”搞秘密行动，以权力强制推行理想吗？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用的是同样手段。这样处理公共财产，无视人民权利，不仅社会主义不接受，真自由主义也不应接受。少数人瓜分国有资产必定失败，第一个征兆是张五常败露。中国“精英”不可为所欲为，再逆民意而行！说反对意见“没有建设性”，是一种压制批评的手段。主张分光难道有建设性吗？好象医生对于病人说“你死了病就好了”，可笑之极。
二、确立争论底线和“超越左右翼”的基本思路

改革开放26年以来，关于国企改革已形成若干共识，没有必要由于郎咸平的挑战推倒重来，应结合新形势确立讨论底线，避免无谓争论。

第一，地方中小国有企业：实行国退民进，建立补偿机制

计划经济国家所有制是以高科技和军工为主体，适应国家安全和工业原始积

累需要建立的，历史作用不可抹杀。26年来在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体制改革是必然的，搁置存量发展增量的改革思路已走到尽头，现在触及的是存量本身及其背后的金融系统，并再度涉及稳定与安全，现在有权力资本化和经济民主化两条道路，必须反对前者选择后者。

从制度上讲原有国有制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经过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甚至引入外资，破产兼并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竞争性的中小国有企业已处理完毕，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基本划归经营者及其背后的权力系统，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10年以来多次建议，将上市公司国有股转为社会保障基金，国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这不是私有化，而是建立马克思所说的，更高形式的公有制。30000亿国有资产变成社会保障基金进行资本运作，包括作为股市平准基金，将每年利润支付退休金，并逐步扩大到农村，先从鳏寡孤独开始。

既不维护国有制又不主张私有化，更与权力瓜分无关，这样的“建设性意见”为什么不被接受？因为它维护人民大众利益，不符合权力资本需要，所以就没有“可行性”。

第二，地方大中型企业：公平与效率并重，尊重工人选择

16万家国企，国资委只管189家，大多数地方管理的企业仍需改制，但应让职工代表大会参与改制过程，尊重工人选择权。工人不反对市场化改革，也没有经营能力，他们希望选择好经营者而不是掠夺他们的金融骗子。部分企业如郑州造纸厂，重庆3403厂工人特别有力，占工厂反对贱卖，政府不应镇压，可顺势由工人集体承包或购买企业，职代会选择经理。这种方式应成为地方国企改制的主要方法，地方政府加强监管，并通过人大公开进行。

第三，大型骨干国企：重新界定竞争，改组为战略产业

国家统计局报告认定在196个行业中有169个属于竞争性行业，应实行国退民进。我赞成在垄断和基础行业可把国家控股权缩小到相对多数，既可融资又可改制。“竞争性行业”现在是国际概念，国家应采用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和维护国家所有制，都不应成为指导原则。遵循“先立后破”的建设性原则，应首先确立国家主导的“战略产业”概念，包括国防高科技和骨干产业，以超越国有与私有之争，打破军工与民用界限，消除国内与国际划分。

建立战略产业的原则，应兼顾安全与发展，结合计划与市场。产业组织方式是国家主导骨干产业，主导方式包括国家采购，扶植民族品牌，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实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以计划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通过公开招标建立加工产业链，联系国内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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