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思路要超越左右翼

绝对不让国际跨国公司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科技发展的主导权。

第四，建立激励机制，确立信托责任

承认国有企业经理层作为企业家的贡献高于劳动者，依法允许他们得到高报酬和期权激励，但必须与效益挂钩，禁止奢侈豪华，同时建立信托责任和监督机制。不能把管理问题简单归为所有制，纳入制度学派“私有制万能”的轨道。更不能教唆国有企业经理层去犯罪，有意搞垮国企以后再廉价得到股份。经营不善的经理只有撤职的份，不但不惩罚反而把股份送给他们，这个道理古今中外不曾有过，最大危害就是将国有部门经理全部腐蚀掉，唆使他们制造亏损，然后侵吞国有资产。侵吞以后是否就能够提高效率？也未必。因为他们有“原罪”，害怕清算，最优选择就是继续制造亏损，把企业资产全部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外资企业里。黑钱需要多次洗钱才能干净的。在制度约束的同时，道德约束同样重要，如果把我们的经理和技术人员变成没有信仰，不讲道德，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有多少钱也是欲壑难填。为国家服务是光荣而且有保障的，不能把经营者视为当然的创业者，作为天马行空式的天才追捧，这样的人可以辞职单干，不适合做国有部门经理。

有人说为避免外资控制国有资产，不如先分给中国企业家。公开拍卖是可以的，不能低价瓜分。国内大牌民营企业正在联合制订技术标准与跨国公司竞争，大规模揭发他们的“原罪”也不合适，国家应光明正大地支持民族资本壮大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不能放纵他们搞歪门邪道。发不义之财者，走买办道路者多，未必成为民族资本。

第五，调整舆论导向，制约精英思潮

关于舆论环境，有人认为目前是1992年以来对企业家最不利的环境。我认为恰恰相反，人民群众反对腐败和权力资本瓜分，是完全合理的。批评腐败的舆论有所增加，是因为腐败问题越来越大，报导自然就多。中央领导人比较关心弱势群体，马上得到社会热烈响应，有人就听不下去。目前主要倾向仍旧是精英联手控制舆论，一方面是越来越严格的新闻控制，什么问题都不许揭露，一方面是资本控制媒体，宣传新自由主义，为瓜分国民财产造势，鼓吹利益金钱，羡慕大款奢侈豪华，神化创业者和企业家，贬低劳动者，然后是无穷无尽庸俗无聊的游乐节目。有人说低价购买国有资产是合理的，因为这是购买未来。问题在于，是谁说国有企业没有未来？正是那些“产权改革”的设计者，他们同时又在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作为世界加工厂有多么好。这就有些看守自盗，内外勾结的味道了。为大规模瓜分国民资产，他们联手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也有可能。那时国民资产大幅度贬值，就可以一元钱买一个企业了。

法律对于企业家的特殊经营环境了解保护不够，政府没对民营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大家都在帮助呼吁。但这是政府的问题不能归咎于老百姓。张维迎流露的那种难以遏制的“精英心态”令人吃惊，甚至说要敢于对抗民众舆论。以这种哲理设计中国改革就危险了，即使真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也不能自我膨胀以“上等人”自居与民众对立。25年前大家都是一穷二白，何以至此？中国没什么合格的“精英”，也没有象样的贵族，因为他们爆发太快缺乏信仰，轻蔑甚至仇视老百姓。新自由主义神话创业者，制造民营企业与国企和政府对立，把国有企业妖魔化，已造成严重后果。

以上共识是改革开放25年形成的，不宜纠缠。确立争论底线可避免问题复杂化。我同时反对“左翼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从维护国有制出发，也反对“右翼新自由主义”权力资本化的导向。我是在充分吸取新古典和新制度学派对国有企业批评的合理因素之后，才确定自己观点的。
三、权力主导“保值增值”与“少数人瓜分”是危险的双刃剑

郎咸平否认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把问题归结为职业经理人没有“信托责任”，把所有制化为内部管理和外部法律监督问题。有关制度问题有三个层面的争论：

第一，国有制的“所有者缺位”，究竟是什么含义？如指人民民主权利和舆

论监督权利不够，那么大家没有分歧，应共同争取政治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周其仁的：“权威性解释”则不同，他专指国有资产没有“最终委托人”，

如此就应该把国有资产量化到每一个公民，至少是本企业工人。这种量化极端复杂，包括把农民土地所有权分给家庭，然后把耕地和国有资产证券化，还要考虑到相关利益，比如本企业工人的权利与工龄，各企业效益不同等因素。方案的讨论就需要几年时间，改革的设计者们这些年来做过吗？为什么不做公开公平的量化方案，而绞尽脑汁把国有资产分给少数经营者呢？

第二，是计划经济下的名义全民所有与实际政府控制的矛盾。

第三，是市场化改革中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

计划经济下政府通过行政体系直接指挥经济活动，代理成本低。现在经济活动复杂，干部思想变化，民主法治管理技术都不完善，政府如何控制经营者，“全体人民”如何控制政府？代理成本大大提高了。因此减少国有制的思路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由国有变成私有？没有政治改革去限制权力，公开公平的私有化总是被批判，以资本限制权力是新自由主义神话，我们看到的是二者勾结，瓜分越演越烈。

将所有权和调控权分开成立国资局，不能摆脱权力对国有资产的实际控制。在地方分权体制下，分散化的权力和金融资本结合主导国资改革并获得最大利益。以少数掌权者主导获得特殊利益非常容易，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就是他们集体掌握经济资源。“产权改革”稍不注意就会演变成为权力系统瓜分，实质是把干部集体控制权按照“市场化”形式操作，最终变为他们的个人所有权。这就是我在1998年揭露的“权力资本化”，权力变资本的数额20年约20万亿人民币。5年以后自由派朋友刘哓波打电话问我：是20亿还是20万亿？我说，20亿还值得说吗？可见他的吃惊程度非同一般。但是大家对我的研究只注意数字，忽略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化不能公开进行。

如果能公开分配，无论公平还是不公平，总有规则可循，大不了把国有资产分配完毕。如果真能提高效率，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分给经营者，大家也容忍了。但这需要合适的意识形态背景。日本明治维新把国有资产低价卖给功臣形成私人财阀，是因为国有财产在法律上属于天皇。中国古代有分封制，皇帝分的是自己“家天下”的财产。即使是家天下也只能传嫡长子，不能在众多子弟之间分配，如此裂土封侯，数十年就天下大乱，以后不再实行。中国经孙中山革命以后就无人能够称帝封侯；经过共产党毛泽东革命，“公天下”观念深入人心，这才是最基本国情，贵族政治封王封侯那一套被历史抛弃，一去不复返了。化公为私只以非法腐败形式进行，其“原罪”永远不可能被正式赦免。任何公开的把腐败合法化的言论政策，都会侵犯共产党执政和国家存在基本合法性，马上被制止。谁说意识形态已经消亡？在根本问题上仍旧起根本作用。如果教育产业化只经过5年就引起大面积教育腐败而不得不停止，那么我断言，少数人公开合法地瓜分国有资产肯定是搞不下去的。

我在80年代投身于开放，在天津开发区搞外资和民主实验，张维迎周其仁在北京设计改革，大家对旧体制深恶痛绝，包括想对国有财产早早分配，公平和不公平的方案都想过了，但最终拿不出“建设意见”，连资产核定这一关都过不去，因为要核定“党产”，马上叫停。不是不想分，而是没有办法分。这些过程想必张维迎，周其仁还没有忘记，80年代那些老干部子弟做不了的事，难道下一代能做吗？他们或他们父亲没有参加“打天下”，难道有资格分天下吗？这难道符合“产权理论”吗？

我在1998年指出：渐进改革最基本的特点是“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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