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和劳工之间：市场经济下中国工会的角色冲突

协商解决问题（第二十七条）。它还加入了保护工会干部的条款（第十七和十八条）。另一个重要的修改就是增添了“法律责任”的条款（第六章，四十九至五十五条），使《工会法》成为一个可实施的、强制性的法律。修改前的《工会法》实际上是一个难以实施的法律，因为它没有规定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条款。这些新的条文无疑强化了工会的法律地位。但是，这些法律条文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工会的状态，使之成为在劳动关系中真正独立和平等的、代表工人利益的一方。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情况在未来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下去。在劳资冲突中，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工人，仍然取决于国家的态度，也就是说，这取决于国家想给工会多大的政治和制度空间，来让它们代表工人，为工人说话。但是，基于两个原因，国家不会放松它对工会的控制。第一个原因，我称之为“团结工会恐惧症”。中国的国家有把工人独立组织行为与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做类比的习惯，并沿着这一思路去猜疑组织者的动机。这种恐惧与传统政治体制的性质有关，它把任何不受其控制的有组织活动都看成是一种颠覆性活动，看成是一种对自己的威胁，因此，要全力进行压制。第二个原因是，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目前正在转型成发展主义的国家，类似于20世纪70-80年代东亚的情况。这种国家的特征就是利用权威主义的控制之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64]这一阶段上的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为了为外国资本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必须限制工人的权利，约束他们的行。这一“发展主义国家”的特点，在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因为害怕影响经济发展的利益，当工会纠正侵权现象时，地方政府常常横加阻挠，对企业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地方政府经常采取默许的态度。 

　　总之，独立的工人组织不可能很快在中国出现。因为独立工会要以工会与国家在制度上分离为条件，中国的国家远未准备迈出这一步。然而，中国经济正在急速地、不可逆转地向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与资方及管理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如果国家对工会继续保持严格的控制，使工会在劳资斗争中无能为力，这只会导致工人抛离了工会，进一步削弱工会在其成员心目中的合法性。其结果是，一方面是限制工会行动的国家法团主义，另一方面是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粗暴伤害，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会造成更多的自发性抗议活动和骚乱，或者，迫使工人在官方工会架构之外的寻求建立自己的组织。展望国家与工会关系的远景，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把现存的工会为国家一部分的国家法团主义转化成某种集中化的社会法团主义，[65]在这种体制下，工会成为国家的伙伴，并且在三方的制度性安排中具有独立地位。但是，这一点要想变成现实，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经历一个自由开放和最终民主化的过程。这一天的到来，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注释:

[1]参见：Anita Chan，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Armonk，New York and London，England ：M.E.Sharpe ，2001）。 

　　[2]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Power Repertories and Globalization，"Politics &Society，vol.28，no.3，September 2000，p.416. 

　　[3]西方学术界以及持不同政见的海外中国劳工关注组织普遍持这一看法。 

　　[4]Yunqiu Zhang，"From State Corporatism to Social Representation，"in TimothyBrook and Michael Frolic，eds.，Civil Society in China（Armonk，New York：M.E.Sharpe，1997），pp.124-125. 

　　[5]Alex Pravda and Blair Ruble ，"Communist Trade Unions ：Varieties of Dualism，"in Alex Pravda and Blair Ruble，eds.，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States（Boston：Allen &Unwin ，1986），pp.1-22. 

　　[6]Anita Chan，"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China ，"in David Goodman and Beverley Hooper，eds.，China’s Quiet Revolution：New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New York：Longman Cheshire，1994），pp.162-193. 

　　[7]Philippe 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Philippe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mbruch ，eds.，Towards Corporatism Intermediation（London：Sage，1986），pp.7-52. 

　　[8]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hevchenko，"The ’State of the State’，"in Merle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eds.，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348. 

　　[9]Daniel Chirot "The Corporatist Model and Socialism，"Theory and Society，no.9，1980，pp.363-381. 

　　[10]Greg O’Leary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in Greg O’Leary，ed.，Adjusting to Capitalism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State （Armonk，New York：M.E.Sharpe ，1998），p.52. 

　　[11]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政治和政策把工人分成了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固定工和临时工、本地工与外地工，等等，由此造成厂内工人的紧张关系。文革中各种对立工人组织的出现与此有关。参见：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and ElizabethPerry ，"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 ：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Contemporary China，"in Deborah Davis et al.，eds.，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Chin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02-325 

　　[12]张骏九，“"工会要在国企改革中实现五突破一加强”，载《工会如何参与国企改革》，工会运动参考资料编辑部编，1999年，第183页。 

　　[13]1998年到2000年，我接触了不少工会干部，这是我访谈中留下的印象。 

　　[14]访谈，2000年2月。 

　　[15]安立志，"关于工会社会地位的几点思考"，《工运研究》，1996年2月第2期，第7-10页。 

　　[16]Doug McAdam，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30. 

　　[17]Adam Przeworski，Democracy and the Marke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2），pp.54-55. 

　　[18]Jeanne Wilson，"The Polish Lesson：China and Poland 1980–1990，"Studiesin Comparative Communism，vol.23，nos.3–4，1990，pp.259-280. 

　　[19]有关劳动争议案件的官方统计数字，可看1995年以来的《中劳动统计年鉴》，此处省略。 

　　[20]Kevin O’Brien，"Rightful Resistance，"World Politics，vol.49，October1996，pp.32，55. 

　　[21]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中国工会五十年的发展”，《工运研究》，1999年8月，第37页。 

　　[22]同上。 

　　[23]周万玲，"劳动争议的预防和处理取得明显成效"，《工运研究》，1998年8月第16、17期，第37页。 

　　[24]这一案例来自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门。 

　　[25]周万玲，1998年，第37页。 

　　[26]访谈，1999年12月27日，上海市工会。 

　　[27]《工人日报》1999年1月17日。 

　　[28]同上。 

　　[29]访谈，1999年12月27日，上海市工会。 

　　[30]Anita Chan and Robert Senser ，"China’s Troubled Workers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7，p.112. 

　　[31]访谈，1999年12月27日，上海市工会。 

　　[32]访谈，2000年6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 

　　[33]《工人日报》，1999年8月9日。 

　　[34]同上，1999年7月10日。 

　　[35]《工人日报》，1998年1月17日。 

　　[36]参见：《工人日报》，1998年7月7日；2000年4月24日；2000年8月8日；200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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