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理论范式革命与财务学的制度主义思考

【本文由PB创新网为您整理】「摘要」正统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是承袭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由于该范式没有把制度纳入财务分析框架，因此在财务理论建构和财务实践上均有一定缺陷。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性和制度性，决定了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进行理论耦合的可能性。解决正统财务学的理论与现实缺失，需要实现从技术主义财务学向制度主义财务学的重大转变。

　　「关键词」理性财务范式　新制度主义　财务学

　　一、财务学的理性选择范式及其理论与现实缺失

　　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是承袭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该范式是从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继承而来，同时承接了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理性财务范式的基本范式构件包括：（1）把理性的个体作为财务研究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根本出发点。所谓理性，在财务学上是指理财者有判断选择所从事行为的财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2）理性个体的财务选择和财务行为动机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表现为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3）财务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既定的，是解释财务行为的外生变量，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是均质的，因此不是财务行为范式解释中的自变量；（4）由于把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集团界定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所以对整个企业财务状态的基本判断是冲突的。这些基本的范式构件使理性选择范式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解释优势。表现在：理性范式在确立财务基本假设时采用了“剃头式”的做法，把“多余”的问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避免了通常因为过大的理论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导致的理论的内在矛盾。同时，由于理性范式在基本假设上肯定了既有的制度，突出了个体利益本位，实际上认同甚至维护了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因此长期占据西方财务学的主流地位。

　　理性选择范式虽有解释上的一定优势，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反映在财务学理论体系上主要有如下方面：第一，由于认同了既有的制度，没有把制度纳入财务行为的解释框架，因而对制度与财务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地分析，无法为财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如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批判主流经济学时所指出的那样，检查一下学术杂志和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完全将人、制度、文化等社会基本要素游离于财务学之外，财务学因此而变成“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第二，由于工具理性发达以及过分关注财务的“操作性”技术方法，企业的财务效率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对非正式制度（如文化）安排在企业财务中作用的轻视，并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准则遭到蹂躏；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财务经济性效率和经济性规则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财务的社会属性的轻视。由于正统财务学强调理财者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尽管日益受到重视的经济伦理学将这种“自利性假设”称为经济学的“无伦理”现象，并批判性地指出这种极其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对一些富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也尽管涉及“人性”的理论在社会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中已有较大的发展，但在财务学领域，至今仍看不到任何“社会人”的影子，有关社会的公共性利益、社会的规则和制度至今没有被引入财务学的分析框架；第四，理性选择范式具有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理财价值观推向普遍主义的危险和倾向，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因而在分析非西方背景下的财务选择行为时难以深入。这大概就是近年来我国财务学理论研究中“西化”倾向较为严重、缺乏体现本国制度和文化特色的财务学研究的方法论根源。从实践看，理性选择的财务范式还导茁财务价值导向偏颇和财务制度设计失效，进而使财务实践偏离“情、理、法”。就中国企业的财务实践看，主要表现为：对账面利润的过分追求，结果导致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后果的轻视，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缺乏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背景下过分追逐财务的收益性或盈利性，导致企业理财中大量“败德行为”发生，诚信危机、信任危机、信用危机，说明了单纯强调“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同时也说明了确立“以德理财”、“以义理财”和“以信理财”等“非理性化”财务理念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财务学的理论与现实缺失是正统财务学强调“工具理性”逻辑并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正统财务学的理论与实践缺失，必须对理性选择的财务范式进行彻底革命。

　　财务学所遵循的理性选择范式，实际上早就受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批判。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就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的“经济人”假说，讨论的是人性的最低级的本能，是一种纯粹的“野兽哲学”，认为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王可敏，2000）。制度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更为猛烈，认为它是超越一切社会环境和历史时间概念的、非伦理、抽象化的人性观，是导致“金钱社会”的根源。按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群体环境中加以研究。因此，制度主义经济学十分强调在广泛的制度和文化等社会环境中来考察人的行为（G.M.霍奇逊，1993）。对理性选择范式的批判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科学总估价的转变”（1），同时引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重视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体现。按照詹姆斯。马奇（JamesgG.March）的看法，新制度主义包括三种，即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毫尔（PeteraA.Hall）则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另三种，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的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倾向于在相对广义上理解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关系；（2）强调与制度的运行和发展相联系的权力的非对称性；（3）强调“路径依赖性”的制度发展观；（4）特别关心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际上是理性选择范式向制度方面调整的结果，它继承了理性选择范式中关于个人行为的基本假设，同时又较为充分地考虑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社会学上的制度主义发挥了自己的学科优势，在界定制度上采取了更为宽泛的态度，试图把文化涵盖进制度的框架中。这个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在概念上的隔离，使文化更加具体化，更容易在分析中加以把握，同时也强化了该范式在宏观层次上的解释力（李惠斌、杨雪冬，2000）。

　　因此，可以说，财务学的研究正经受着一种奇特的精神困惑，这就是“理性主义的财务行为观”，这是导致财务学理论逻辑缺欠和现实缺失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根源。如同在社会科学里出现的变革情形，财务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寻求财务学与制度主义的有效结合。

　　二、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耦合的可能性分析

　　1.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性与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企业财务行为。斯维德伯格和格兰诺维特（R.Swedberg and M.Granovetter）曾就经济行为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第二，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第三，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2）。这三个基本命题，实际上也是企业财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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