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理论范式革命与财务学的制度主义思考

层面。这是因为：首先，冲突形成与制度相联。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主体间的冲突源于“交换”（包括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而交换又起源于个体拥有资源的有限性。这里所说的有限资源，总是与个体的特定产权有关。换句话说，产权制度是形成冲突的根源。产权制度导致交换行动中利益主体间的报酬矛盾和目标不相容，进而导致“两难困境”或社会冲突。其次，冲突的程度与制度相关。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程度是存在差别的，社会信任度与企业合作强度的关系原理就是较好的例证。按照Fukuyama（1995）提出的“信任半径（radiusoftrust）理论”的见解，信任半径越大，企业财务合作与规模扩张的空间越大，冲突程度越小。格兰诺维特（1981）提出的IS—TS解释模型（8）也认为，信任与关系强度成正向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信任度越高，社会网络内部的合作强度越大，冲突程度越小。中国企业与银行、客户之间财务程度较大的事实，也能说明制度与财务冲突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再次，冲突需要制度来整合。社会功能主义的代表帕森斯将社会整合均衡视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按照他的观点，由于利益或报酬冲突，适合需要整合和均衡，而社会系统实现自身的整合与均衡，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化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和作用于社会秩序的文化模式。另一西方社会学家科塞曾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冲突与制度间的内在联系：冲突可能导致法律的修改和新条款的规定；新规则的应用会导致这种新规则和法的实施而产生的新的制度结构的增长；冲突还可能导致竞争对手们和整个社区对本已潜伏着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因此，冲突对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冲突需要制度来化解和整合（L.A.利塞，1989）。

　　财务网络内部的冲突性决定了企业财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性，而财务性的制度安排过程其实就是企业财务网络内部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互相抗衡和妥协的过程，是有关各方利益或力量均衡的结果。而企业财务网络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又决定了这种财务性制度安排是面向全部利益相关者的，是协调和均衡利益相关者财务关系的重要机制。财务性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是通过对财务性权利和责任的明确，均衡各契约主体即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化解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就企业财务网络结构而言，财务性制度安排的目标是面向企业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的，而不仅仅面向股东或经营者。财务作为联结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纽带和企业合约的重要组成内容，其本身的性质就是一种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的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权利和责任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制度安排与运作。

　　综上所述，制度是企业财务行为的一个内生性因素，研究企业的财务问题，不仅不能回避制度，而且更应当将制度因素融入企业财务学的框架，实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理论耦合与互动式发展。

　　三、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互动式发展的基本路径

　　本文把正统的财务学称之为“技术主义财务学”，是因为正统财务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甚至完全是财务的操作性技术方法，诸如财务决策的技术方法、财务预算的技术方法、财务控制的技术方法和财务分析的技术方法等。技术主义财务学割裂了企业财务行为与制度结构的内在联系，导致财务学与社会学的理论隔阂。解决正统的技术主义财务学所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缺失，需要通过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耦合，建立起新制度主义的财务学。为此，需要在财务学理论研究中实现如下三个重大转变：

　　1.研究前提：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企业财务行为是由“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进行的有目的性的行为，因而其行为动机、方式和结果必然地受“人性”的影响。在人性方面，正统财务学所一贯坚持的是经济人假设和自利性假设，并认为经济人假设具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和预测功能。所以如此，其认识论根源就如同汪丁丁（1998）所描述的：“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的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解释众数现象的并不仅仅是效率。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完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单纯讲究效率问题势必割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那种认为经济学及其应用学科（包括财务学）研究效率而社会学、法学等研究公平的传统观点，是不全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任何社会主体（包括企业组织和个人）的逐利动机，都必然受社会结构的限定，并建立在社会互惠性期望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和个人完全不能超越社会制度结构和法律设定的边界追求个人的私利。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构建的财务学体系，几乎总是与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发生对立和冲突。换句话说，财务学的人性立场与社会学的人性立场总是不连贯，财务学与社会学因此而出现彼此对立的局面。

　　有效解决正统财务学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困惑，客观上需要转换理财主体的人性立场，实现从经济人假设向社会人假设的重大转变。达此目的，首先要扩展企业财务的目标结构，将企业的社会性和道德性责任纳入财务行为的目标体系，同时修正企业财务的经济性目标定位。无论是将企业财务的经济性目标解释为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解释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客观上都只能体现企业及其股东作为经济人的利益需求，将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作为社会人看待，需要将企业行为的“社会成本”纳入目标体系，也就是把社会成本纳入企业成本计算与控制体系；其次，将生态和社会规则纳入财务运作规则体系。企业的财务决策与控制，不能只考虑经济后果或现金流量，还应当考虑财务行为的社会性影响以及社会结构对企业财务行为的限制作用；再次，要将制度作为企业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纳入财务学的分析框架，分析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财务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以凸现企业财务行为中的“人文关怀”或“人文精神”。

　　2.研究方法：从个体分析到网络分析。正统财务学在方法论上信奉个体主义，即以企业个体作为独立的封闭式考察对象，并从企业个体的内在属性和内部驱力出发来解释企业财务行为。比如投资决策行为，就是完全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需求来解释。个体主义方法论给人的错觉是：似乎企业财务行为是孤立地进行的，完全不依赖于其他社会主体。而消除这种错觉的关键，就是实现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转换。若将财务学置于社会科学系统之中考察，就会发现传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正经受网络分析法的挑战。80年代以来，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对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所造成的负面作用的日益显现以及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等新的环境因素的出现，使“社会资本”（9）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网络分析”成为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该分析范式的构件包括：（1）用对行动的结构限制而不是单位内部的内部驱力来解释行为。换言之，结构性的社会关系是比系统成员的个体属性更有力的社会科学解释素材；（2）网络分析的焦点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将个体还原为其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的范畴；（3）个体社会网的结构决定了其二人关系的作用；（4）世界是由网络而非群体构成的，因为群体有严格的界限；（5）网络方法补充和替代了个体主义方法。

　　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财务学的研究，要求我们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网络化行为，来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的内在结构与关联性质，特别是网络内部的冲突协调机制。事实上，企业总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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