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理论范式革命与财务学的制度主义思考

为的基本命题。尽管正统的财务学继承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传统，将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有目的性的纯经济行为，但事实上，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企业是社会结构体系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其决策与行动必然地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消极的或积极的后果，企业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机构”，尤其是处在高度社会化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这里的“决策与行动”，自然包括财务的决策与行动。就是说，企业的财务决策与行为必然地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自然也受到社会的种种约束与限制。即使把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理性的行为，但正如韦伯所分析指出的，任何理性行动都受到社会的影响，因为它必须考虑到他人的相应行动并作出调整。其次，企业财务行为均是有主体的行为，也就是由人来进行的行为。作为从事财务活动的人，首先就是“社会人”，因而其行动也首先就是一种社会行动，限定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第一，财务行为受到理财者的社会价值观的指引和约束。可以说，任何财务行为都是基于某种道德判断之上的，这种判断影响着理财人对财务行为目标和手段的选择与使用，中国历史上“儒商”（3）的理财行为就是较好的说明；第二，理财者在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往往还夹杂着对他人的赞同、个人地位及权力的渴望，这些都与其他社会成员有关。完全不受限制的纯以个人为中心的最大化行为是不现实的；第三，即使是不受限制地对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受到建筑在社会互动之上的互惠性期望的限定。因此，企业财务行为实际上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嵌入”（embeddedness）是社会学广泛使用的概念，意指各类经济行为都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的限定，这种社会结构决定着它们的形式与结果。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给财务学研究的重要启示就是，财务学应当象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那样，把“制度”纳入企业财务行为分析的框架。

　　2.财务的基本职能与财务效率的制度性影响。笔者认为，财务的基本职能是有效培育和配置财务资源。在财务职能的实现过程中，效率总是被优先考虑的因素。财务效率取决于多种因素。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主要包括：（1）理财者的素质，特别是掌握财务决策控制权的经营者的能力与责任心。（2）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中，财务效率也是有差别的。通常的情况是，经济繁荣时期的财务风险小于经济萧条时期，而过剩经济条件下的财务风险又大于短缺经济。（3）技术和方法。一般情况下，采用科学的决策技术在效率上总是优于“拍脑袋决策”，科学的管理效率总是优于经验管理，尽管经验管理经常地被人采用。（4）信息。信息越充分可靠，财务的效率也就越高。（5）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财务效率的影响因素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的。比如科学技术，在马克思时代是重要的效率因素，到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就上升为“第一生产力”。制度也是一样。尽管制度与管理、分工、协作、科技等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添加的要素，但是，正像其他领域通行“后来居上”和“软件能高于硬件”的原则一样，从效能的角度衡量，在财务活动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并不能低估。谭忠真、邹东涛（1999）曾将制度解释为“更是第一生产力”，并认为制度生产力包括制度的整合力、制度的激励力、制度的规范力、制度的开发力、制度的协同力和制度的更新力六个方面。

　　本文的看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财务效率的各种因素中，关键是制度因素。具体地说：（1）制度是充分发挥理财者创造潜能和积极性的“启动器”。科斯在考察制度的作用时曾提出，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4），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1841年对西方国家经济史的对比考察后指出：“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得来的”（5）。制度所制约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制度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制约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没有有效的制度，经营者的理财积极性的创造性不可能会充分发挥出来，财务效率也就不可能会高。（2）制度创新是财务技术和方法创新的“孵化器”。诺思在分析制度的作用时曾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6）。从财务上说，没有一种在制度创新基础上形成的组织上的有效创新，现代的财务管理技术和方法是难以在实践中有效利用的，这是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习惯于传统的经验式管理的重要原因。（3）制度是信息充分可靠的“保护神”。没有良好的制度体系，财务资源配置中所依赖的信息的充分性和可靠性是根本无法保证的，曾“一石击起千层浪”的“郑百文”等就是典型的例证。（4）制度架构是制约资本生产力“水流”大小的“管道”和“阀门”。现实中，资本或财务资源是一种能量系统，制度则是一种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制约着能量系统的开发。控制系统通过制度规则创新、管理体制创新、产权法则创新、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释放能量，使资本的各种潜力得以发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资本就好比“水”，而制度是“阀门”，决定着“水”的流量。制度与财务效率的关系原理告诉我们，财务学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制度对财务效率的影响，并在理论上将制度主义有机地融入财务学体系。

　　3.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与财务性的制度安排。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有效率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支持网络，这个网络的稳定性和强度是企业财务效率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财务学的研究不能忽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企业的财务支持网络首先具有合作性的特征。利益相关者（诸如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客户与供应商、政府和社会公众等）愿意给企业提供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务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财务支持的形式组成“战略联盟”能够产生“合作盈余”（企业价值大于其所有成员独立行动的收益之和的差额），并相信自己能够从合作盈余中分得比独立行动更多的收益，企业的财务活动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包括有形资本合作与无形资本合作）的产物。但是，企业的财务支持网络同时又具有“冲突性”或“非均衡性”，诸如包括出资者或股东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不同股东类型（如国家股东与非国家股东、优先股东与普通股东、中方股东与外方股东等）之间的财务冲突、债权人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政府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及其经营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财务冲突、经营者内部董事会与经理班子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内部分部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员工之间的财务冲突等。财务性的冲突既体现在财务收益的分配方面，又体现在财权安排即财权争夺方面，还体现在财务观念如目标观念和风险观念等方面。企业财务网络内部的冲突性，一方面来自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己心和机会主义动机；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对称性、风险偏好差别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关系中讨价还价能力的差别等，事实上也会导致相互间的非合作倾向。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冲突具有系统破坏性和分裂性。这个观点应用在企业财务上就是，客观存在的各种类型的财务冲突是导致企业财务合作失败和企业契约分裂的重要原因，合资企业中存在的大量不稳定性和财务失败率就是典型的例证（7）。因此，企业财务冲突及其协调的问题，必然地构成财务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持续网络及其内部冲突性的研究必然地需要深入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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