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

任命所认同的权威角色　　　　您认为村干部应该实行选举还是任命应该村民选举应该上级任命两种都行不知道频次村支书70 68 715 65 1781村主任71 010 213 45 4441有钱人45 023 319 212 5120大姓族老42 914 319 023 821村民代表69 910 813 16 3176不知道43 58 223 025 3269总计64 510 216 29 01808　　(二)支持还是不支持制度性支持是在政治认同基础上对公共权力的服从。支持还是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政治认同的结构。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效应就是能够改变原有的社会权威认同的结构,从而促使农村权力结构的变化。对于缺乏强制性的村级权力来说,社会权威认同与制度性支持程度的高低,意味着权力支配或影响力的实际强弱。38①笔者借此来形容体制外或寄生于体制上的异己力量。魏斐德,1988,《大门口的陌生人》,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少学者的研究认为,村民选举有助于提高村委会在村民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徐勇,1997;胡荣,2001;何包钢、郎友兴,2002)。笔者的调查数据支持这个判断。表14显示了被访者对村级组织权力的认同及制度性支持的程度。　表14　农民的制度性支持程度　　　　　　　支持程度主张选举或是任命　　　农民对村委会认同与支持的程度(%)只要是民主选举的,都要支持和服从无论谁当选,都要服从党支部的领导无论谁当选,都与我无关不知道支持谁频次主张村民选举65 920 98 94 31150主张上级任命40 440 511 97 0185两种都行49 718 821 99 7288不知道38 411 918 231 4159总计58 221 812 17 91782　　首先,看主张民主选举的被访者,有65 9%的人表示无论谁当选村委会,都得支持和服从村委会的自治权力。这些被访者属于阿尔蒙德和维尔巴(Ｇ.Ａｌｎａｏｎｄ＆Ｓ.Ｖｅｒｂａ)所谓的具有公民文化的人(Ｇ.阿尔蒙德等,1989)。有20 9%的人认为,选举出来的村委会都要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笔者交互分析显示,这一回答的党员被访者为33 6%,而群众被访者为18 8%,表明选民的政治立场同党派性有明显的关联,这也是现代政治社会的特征。其次,看倾向于任命制的被访者,选择支持村委会和支持党支部的比例一样。说明在他们心目中,村委会与党支部是一回事,都是农村基层的正式权力。而上述分析揭示出,倾向于任命制的农民,其政治认同取向主要是民间权威和经济权威(族老和老板)。在政治文化上,他们的臣民文化色彩更浓。第三看“两可派”,接近50%的被访者更加支持村委会,但他们身上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主义色彩明显,21 9%的被访者回答是“无论谁当选,都与我无关”。综合来看,农民的政治支持体现了权威认同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支持是认同性支持而不是被支配性的服从。(三)干群关系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源,是农民的利益遭受显性或隐性的侵害或剥夺,导致农民采取抗争性的集体维权行动或抵制性参与(郭正林,2001;于建嵘,2001)。无论如何,干群关系的实际状况是村民选举制度实施的微观社会环境。农民又是如何评价干群关系及其变化趋势的呢?表15是笔者的问卷分析结果。　　表15　农村对干群关系变化的一般看法　　　　评价政治面貌　　干群关系变好还是变差了变好变差时好时差不知道频次党员58 021 914 85 2324群众39 120 620 819 61395总计42 620 819 716 91719　　从表15可见,对干群关系及其变化持乐观态度的党员被访者比群众要高19个百分点,认为“变差”的两者都在20%左右。在总体上,超过一半的被访者对干群关系持不乐观或怀疑观望的心态。根据笔者的统计分析,政治面貌同这种评价意见的Ｇ系数为0 371(0 000)。不可否定,影响干群关系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改善干群关系的方式方法也就需要多管齐下。其中,村民选举是被认为是经济成本最小、社会效应最大的有效方式。那么,村民选举对干群关系的改善作用如何呢(参见表16)?　表16　村民选举对改善干群关系的作用分析　　　　　作用政治面貌　　　村民选举是否改善了干群关系密切了干群关系选与不选一样反而使矛盾更多说不清楚频次党员62 37 419 610 7326群众45 324 112 118 51400总计48 520 913 617 01726　　事实上,表16与表15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两变量的Ｇ系数为0 56(0 000)。在“党员”被访者中,认为村民选举有助于改善干群关系的是整个数据表格中的众数。在“群众”这一栏,给予积极评价的占了45 3%,其余的评价比较消极。在总体上,农民对干群关系的积极和消极评价平分秋色。


  (四)村民选举对集体经济的影响


  认为村民选举、村民自治会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来是基层民主倡导者或促进派的理由,而村民自治的怀疑论者或反对派对这个理由嗤之以鼻(Ｋｅｌｌｉｈｅｒ,1997)。这样的争论还在国内继续着。那么,农民自己是如何评价村民选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呢?表17是笔者的调查分析结果。　表17　村委会选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分析　　　　　　　　　评价主张选举还是任命　　　　村委会选举对本村经济发展有没有促进作用有促进作用有妨碍作用选与不选一样不知道频次选举56 97 624 511 01169任命46 714 831 96 6182两种都行37 69 240 312 9164不知道13 47 942 136 6164合计48 88 629 413 21810　　表17显示,认为村民选举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促进作用的是少数,在1810个被访者(有42人没回答)中,仅有8 6%的人认为“没有促进作用,反而有妨碍”。无论是主张选举制还是主张任命制的,多数被访者都肯定民主选举对农村经济发展有促进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观点为“选与不选一个样”的人数不少,约占总数30%的人持这种意见,而且回答为“不知道”的人,其实也可以归为这一类。总之,有42 6%的人看不到村委会选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样的分析结果是令人沮丧的。


  四、简短结论


  直接、公开、竞争的村民选举是一种公民赋权行动。正是有了这种公民赋权的制度安排,公民的政治权利才获得了制度化的实现途径。可以说,真正拉开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帷幕的不是城里人,而是在村民直选中落实政治权利的农民大众。而国家宪政制度建设的启动,使农民的政治参与形态从人治性、工具性、阶级性的政治卷入转变为制度性、权利性和自主性的政治参与,由此彰显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效应。


  通过对分布在广东26个村的1852个被访者的问卷调查分析,笔者发现76 2%的被访者参加过1次以上的投票选举;16 3%的被访者参与过1次以上的党支部选举活动;36%的被访者参加过人大代表的投票选举。尽管调查数据显示的村委会选举投票率低于政府公布的水平,但这种有选择的选举参与是真实而有意义的民主参与。统计分析表明,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开始呈现出非经济性的特征。在所有因素中,个人经济收入水平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最微弱甚至在统计上不相关,而政治面貌及社会经历的影响最强。


  人大代表选举是真正把农民同国家联系起来的制度渠道。然而,同村委会选举相比,农民在人大代表投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不高,参与率低了1倍之多。这同执政党在十六大所确立的“三个代表”的政治要求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笔者的调查也显示,农村“三个代表”的宣传贯彻活动还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同基层党政部门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有直接的关系。从卷入式政治参与向权利性政治参与转型的完成,最终需要参与者公民意识的成熟及政治认同结构的民主化转型。我们的调查显示,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动机之中,经济利益不再是惟一的因素,政治权利及公共意识正处于觉醒之中。经济理性的模型不能解释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投票中的物质刺激(如误工补贴)作用在减弱,60%的被访者表示,没有物质刺激也要参与投票选举。农民对公共秩序、公共福利的关心程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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