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

,在所列公共事务当中,被访者最关心的是农村治安,有61 5%的被访者回答关心农村治安状况;其次是村集体财务和集体分红,关心程度分别为45 4%和40 1%。关注较少的是村企业经营及计划生育指标分配,不关心的人数分别高达75%和74%。经Ｇ系数分析,对集体分红的关心同村委会选举的参与程度有显著的低度相关(Ｇ系数为0 217),而其他关心变项与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相关系数Ｇ都小于0 01。我们的假设被证伪了。表6显示了被访者竞选村委会主任或村委其他成员的愿望情况。　　表6　村民竞选村主任或村委其他成员的愿望　　参选愿望政治面貌　　是否想竞选村主任或村委其他成员(%)想不想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频次党员61 424 713 9324群众22 935 241 91396总计30 133 336 61720　　从表6可见,党员有竞选动机的大约高出群众近2倍,而从没考虑这个问题的群众人数是党员的2倍多,明确表示“不想”的群众也比党员多10个百分点。Ｇ系数分析表明,个人竞选动机与其政治面貌的相关系数为0 616(显著度0 000),与个人职务及人生经历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 45(显著度0 000)。下面,让我们看一看投票误工补贴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经济刺激作用。正如胡荣在福建观察到的情况一样,广东不少农村也给每个选民金额不等的投票误工补贴。表7是1852个被访者投票误工补贴的分组统计结果。从表7可见,有41 1%的被访者所处村庄是不发误工补贴的,发误工补贴的占了58 9%,误工补贴的众数区间是6-10元,平均值为8 6元。误工补贴同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Ｇ相关系数为0 256(显著度0 000),即统计上的中低度相关。表8显示了误工补贴对村民参加投票选举的经济刺激作用。当问到是否“不发误工补贴村民就不愿意投票”时,19 5%的被访者明确回答“是这样”,59 8%的村民表示“不是这样”,还有20%多被访者不置可否。经Ｇ系数分析,经济刺激对参选程度的影响不高,相关系数为0 18(0 000)。但同选举的难易程度呈中低度相关(Ｇ系数为0 30,显著度0 000)。笔者的分析表明,类似投票误工补贴的经济刺激,不再是激发村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而是个人政治觉悟以及人生社会经历。可以预见,一旦农民的公民意识成熟起来,就会增强其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和权利动机。　　表7　每次村委会选举投票的误工补贴　　　频次与百分比金额(元)　　　　频次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无补贴76241 141 11-536219 519 56-1044023 823 811-2019410 510 520以上945 15 1总计1852100100　　表8　不发误工补贴村民愿否来投票　　　频次与百分比选项　　　　　　频次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是这样35719 319 5不是这样109759 259 8说不清楚38020 520 7合计183499 0100缺省值181 0-总计1852100-


  (二)农民在选举中的政治取向


  在投票选举中,农民最心仪什么样的人?这涉及到农民的政治评判与选票投向问题。何包纲、郎友兴的浙江农村调查研究区分出了“能人”、“好人”和“自家人”三类交叉影响的取向,浙江农民的选举取向主要是经济能人(何包纲、郎友兴,2002:213-214)。笔者的调查则细分出七种取向让被访者选择。调查统计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农民政治参与的取向(%)　党员敢为村民说话经济能人办事公道人品好,不贪污有文化,明道理自家人选择　19 755 235 179 074 563 16 5不选择80 344 864 921 025 536 993 4　　Ｎ=1852人在农民政治参与的取向中,排在首位的是“办事公道”和“人品好,不贪污”,这表明农民有很强的公平要求和正义诉求;排在第二位是“有文化、明道理”和“敢为村民说话”,表明农民十分看重知识文化以及敢为平民利益鼓与吹的“包公精神”;排的第三位的是经济能人,这似乎与广东农村的实际情况不相匹配。其实,广东农村的经济能人大多在村外发展,他们给村民带来的实惠并不直接,特别是在非集体化和市场化的现时期,发家致富主要是各家各户的私事。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的选举取向中,党员排在倒数第一,仅有不到20%的人选择“党员”。而选择“自家人”的更少,表明广东农民在文化观念上走出了家族影响的阴影。　表10　党员与群众对选择党员做村干部的态度取向　　　　选项政治面貌　　应该选党员做村干部(%)是不是频次党员35 964 1329群众16 383 71413总计20 080 01742　　调查显示,党员与群众在选择党员做村干部的态度取向上有明显分歧。表10显示,党员选“党员”的比群众选“党员”多了近1倍的人,而不选党员的群众比党员多了近20个百分点。农民的政治面貌与农民这种政治取向的Ｇ系数为0 482(显著度0 000)。由此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何才能提高党员在农民群众心目中的政治地位?笔者的调查还显示,在1800多个被访者中,认为“三个代表”给农村带来显著效果的人数并不多(参见表11)。　　从表11可见,几乎有50%的被访者不知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更谈不上了解其宣传贯彻的效果。在知道“三个代表”的被访者中,认为“效果一般”的人(34 1%)是“效果很好”的2倍多。


  三、政治参与中的农民评判


  在此强调的“政治参与中的农民评判”,指的是由农民自己来评价村民选举及其实际效果。


  (一)选举还是任命


  有的人认为,农民的文化素质低,又没有经过民主启蒙,所以对干部产生方式的好坏缺乏判断能力,即所谓“给钱给物给政策,不如给个好支书”。本调查显示,农民是有政治判断力的。问卷上有个提问:“你认为村干部应该实行村民选举还是上级任命?”回答如表12所示。　表11　农村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的效果　　　频次与百分比选项　　　　　　　频次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效果很大29015 715 8效果一般62633 834 1不知道有没有效果34518 618 8不知道“三个代表”指什么57531 031 3合计183699 1100缺失160 9-总计1852100-　表12　　您认为村干部应该实行选举还是任命　　　频次与百分比选项　　　　　　　频次百分比有效百分比应该村民选举117863 664 6应该上级任命18510 010 1两种办法都行29515 916 2不知道1658 99 1合计182398 4100缺失291 6-总计1852100-由表12可见,64 6%的被访者支持村民选举制度,认为村干部应该由村民选举产生。然而,也有10%的被访者不看好选举制度,认为村干部应该由上级任命。还有16%的被访者是“两可派”,既认同选举制度,也接受任命制度。而在“两可派”中,认为选举无用的人占了很大的比重(参见表17)。表13显示了农民的权威认同结构同村干部产生方式评价之间的关系。经测算,农民的权威认同与对干部选任方式的评价为中低度相关(Ｇ系数为0 25,显著度0 000)。从表13可见,在农民权威认同结构中,以“村支书”、“村主任”、“村民代表”为权威认同对象的村民,主张村干部选举制的人数高达70%左右,表明那些认同体制内权威的农民倾向于接受选举制度。而那些倾向于认同体制外权威(如有钱人、大姓族老)的农民反倒接受任命机制,“两可派”、“不知道者”大多也属于这种政治认同。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一般的民主理论都假设私人经济、民间权威与民主选举有亲和力。而我们的调查发现显然不支持这个假设。如何解释这种看似奇怪的数据结构呢?费孝通认为,在传统的乡土中国,既容不得“横暴权力”,也缺乏“同意权力”的根基,大行其道的是礼俗权威。维系这种礼俗权威的就是个人经验、传统习俗和社会势力(费孝通,1985)。笔者认为:无论是民间权威,还是经济能人权威,都是自发内生的,这样的权威不需要民主程序来认可。因此,有这种权威认同心理的人,更倾向于传统的权力交接方式,即上级委任制。但是,无论如何,接受并支持民主选举的人占大多数。更重要的是,主张民主选举的农民,不是“大门口的陌生人(魏斐德①)”而是体制中人。　表13　农民的权威认同与村干部产生方式观念的交互分析　　　　　选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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