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

众”两大群体(其中党员占18 2%;非党群众占81 8%,缺失108人)。他们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次数如表1所示。


  表1　参加村委会选举次数　　　选举次数政治面貌　　　参加村委会选举次数(%)1次2次3次多次没参加频次党员25 542 69 14 917 9329群众18 346 26 14 225 21415总计19 745 56 74 423 81744　　表1显示,在党员和群众中,分别有17 9%和25 2%的被访者表示没有参加过村委会选举。综合来看有23 8%的被访者表示没有参加过村委会投票活动,表明村委会选举的参选率与官方所公布的参选率数据存在差距。①经相关分析,政治面貌指标同参与村委会选举次数相关的Ｇａｍｍａ系数(以下简称“Ｇ系数”)为0 073(显著度为0 119),表明两者基本上不相关。但是,政治面貌同个人的竞选动机呈中度相关。在“是否想竞选成为村委会主任或村委成员”问题的回答中,“政治面貌”之间的Ｇ系数为0 62,显著度为0 000。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同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相关程度都不高,Ｇ系数分别为0 036、0 115、0 077,显著度均低于0 005。　　表2　参加党支部选举次数　　　选举次数政治面貌　　　参加党支部选举次数(%)1次2次3次多次没参加频次党员17 624 010 39 738 3329群众2 31 81 10 694 21415总计5 26 02 92 483 71744　　表3　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次数　　　选举次数政治面貌　　　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次数(%)1次2次3次多次没参加频次党员24 621 910 07 036 5329群众8 613 65 22 370 41415总计11 615 16 13 264 01744　　表2反映的是党支部选举情况。“党支部选举”既包括党支部内部选举,也包括村民群众推荐党支部候选人,即所谓“两推一选”或“两票制”的选举参与。先看“群众”这一栏,有94 2%的被访者表示没有参加过党支部选举,这表明被访的普通农民并没有真正参与“两票制”或“两推一选”的政治活动,而许多地方官员声称开展了这项重大的改革。其次,看“党员”这一栏,调查结果显示有38 3%的党员被访者没有参加过党支部选举,表明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程度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Ｇ系数分析结果,政治面貌同党支部选举参与程度呈高度相关,其他变量按照相关程度高低排列依次为:性别、年龄、人均收入和职务经历。


  ①据民政部召开的全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情况分析会(2002年11月21-25日,宁波)透露,2002年村委会选举中,广东省的参选率为96%;海南省的参选率为95 6%;四川省的参选率为93 46%,选民亲自投票率为77 88%;湖南省的参选率为91 51%。江苏、四川、新疆等地选举一次成功的村占到总数的90%以上。


  选举县乡人大代表是农民参与国家生活的重要制度渠道。表3是问卷统计结果,由此可见,党员参加县乡人大代表选举的机会比非党员要高。有1次选举经历的,党员是非党员的3倍;2-3次经历的为2倍左右,多次经历的是3倍多。而非党员被访者中没有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的是党员的2倍。　　就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状况来看,统计分析发现个人的政治身份同政治参与的相关明显,同人均收入基本不相关。为综合分析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笔者将相关数据综合成表4。　表4　影响农民政治参与因素的综合分析　　　　　因素参与程度　　　性别(Ｇ Ｓｉｇ)年龄(Ｇ Ｓｉｇ)经济收入(Ｇ Ｓｉｇ)政治面貌(Ｇ Ｓｉｇ)职务经历(Ｇ Ｓｉｇ)村委会选举　0 185 0 0000 350 0 0000 077 0 0110 073 0 1190 203 0 000党支部选举　0 367 0 0000 164 0 0000 015 0 7390 894 0 0000 654 0 000人大代表选举0 113 0 0070 111 0 0000 037 0 2320 479 0 0000 336 0 000综合测评　　0 222 -　0 208 -　0 043 -　0 482 -　0 398 -　　　表4显示,影响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和职务经历;对党支部选举的参与而言,显著的影响因素是个人政治面貌和职务经历;而影响人大代表选举参与的主要因素也是政治面貌和职务经历。从因素分析来看,年龄因素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最强,性别因素对党支部选举的影响最显著,经济收入对人大代表选举有微弱影响,政治面貌对党支部选举的影响最强,职务经历也主要是影响党支部选举。综合测评的结果显示,经济收入对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最弱(Ｇ系数为0 043),政治面貌和职务经历的影响比较显著(Ｇ系数分别为0 482和0 398),年龄和性别因素的影响程度属于低度相关(Ｇ系数分别为0 208和0 222)。由此发现,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同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而同个人的社会政治面貌及社会身份(通过职务经历来体现)关系密切。


  二、政治参与的动机与取向


  农民在政治参与中有没有明确的动机?大部分学者肯定,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寻求经济利益保护的机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和动机。例如,徐勇认为支配和影响村民选举的因素主要是利益机制,而驱动村民政治参与的利益,既包括集体公利、小团体共利,也包括个人私利(徐勇,1999:298-299)。何包钢、朗友兴的研究发现,经济发达村要比经济落后村的村民选举的竞争程度高,选民对投票回报或选举的误工补贴的期望是村民高参选的重要因素(何包纲、朗友兴,2002:163-165)。胡荣的案例研究强调农村选民的经济理性选择,其研究也发现村民参选的回报和候选人竞选的经济利益计算是农民参选的主要动机(胡荣,2001:57、100)。程同顺则强调农民经济利益对政治参与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和国家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了保护和表达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更多地参与政治。国外学者也从经济发展与民主参与关系的角度探讨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动机问题(Ｏｉ,1996;Ｏｉ＆Ｒｏｚｅｌｌｅ,2000;Ｓｈｉ,1999)。


  从非经济因素来探讨农民政治参与,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例如,于建嵘在湖南的田野调查支持这样的结论:农民公共参与(政治参与)的显著特征是目标非经济化和自愿不足。参加选举的农民并不认为选举投票对他们的自身利益很重要,他们寻求的是“做事公道”(于建嵘,2001:415)。何包纲和郎友兴的实证调查则显示,农村选民的投票行动主要受其政治权利及公民责任意识驱使,表明农村社会的公民意识正在形成(何包纲、郎友兴,2002)。周晓虹则从自上而下的视野,认为毛泽东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动机主要是破旧立新,毛泽东以后的农民政治参与动机主要是制度重建及制度创新(周晓虹,2000)。国外学者中,欧博文和李连江对农民政治文化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型期中国农民的选举参与、依法抗争等政治参与活动,正在把老实巴交的“顺民”、爱顶撞权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Ｏ’Ｂｒｉｅｎ＆Ｌｉ,1996;欧博文,2001)。不难看到,农民的公民权利意识在觉醒之中,成为捍卫其选举与被选举权的动力来源。


  综合来看,开启于20世纪80年代非集体化改革的中国农村政治参与,得益于村民直选、村民自治的制度实施,正在从过去那种工具性的群众政治卷入转变到权利性的公民政治参与。然而,这种政治转型还远未完成,农民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力及动机,究竟来自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还是经济利益的寻求,有待后续的研究加以回答。


  (一)农民的选举动机


  本调查设计了五个变量来测量被访者的选举动机与取向。第一是调查了解被访者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以及参加选举的主观愿望;第二是对当选村干部(包括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第三是选举投票误工补贴对选举参与的影响。我们假设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与其公共参与的程度有相关。为此,我们首先看一看被访者的公共意识结构。表5显示了1852名被访者对村庄公共事务关心的程度。　表5　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　村集体财务计生指标分配宅基地使用集体分红农村治安村企业经营关心　45 426 028 140 161 525 0不关心54 674 071 959 938 575 0　　由表5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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