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经济学的若干看法

场机制在许多领域决定价格和产量，而政府却通过税收、支出方案和规章制度来调节市场。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5]（第86-87）可以说，政府经济学正是在主张温和的政府干预、主张把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学者群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是与公共经济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一门边缘学科。我比较赞同这样的看法：“公共经济学是政府经济学的前身，政府经济学建立在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公共经济学扩展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开始交叉，为政府经济学的形成做了准备。如果说政府经济学发源于财政学的话，则可以认为公共经济学是财政学到政府经济学之间的桥梁。”[6]（第42页）


  在我国，政府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几乎是同时从美国引进的。1988年，春秋出版社出版了约瑟夫· E. 斯蒂格里兹的《政府经济学》的中文版；1992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保罗· A.萨缪尔森，威廉· D. 诺德豪斯合作的《经济学》中文版；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约瑟夫· E. 斯蒂格里兹和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 B. 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经济学》中文版。此后，我国学者撰写和编著的或以《公共经济学》冠名或以《政府经济学》冠名的教材逐年多起来。马国贤于1995年出版的《政府经济学》（中国财经出版社），尽管其副标题为“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政府理财理论与政策”，但从实际内容看，已经明显不同于传统的财政学，也不同于公共经济学。笔者于1997年出版《政府经济职能与宏观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尽管当时考虑学科体系的不完备性不敢贸然冠名为政府经济学，但也是涉足政府经济学的初步尝试。至今为止，据我的不完全掌握，直接取名为《政府经济学》的教材已经有十多种。除上述马国贤的《政府经济学》外，还有张荐华的《政府经济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周绍朋等的《中国政府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黄少军等的《政府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李小宁的《政府经济学》（团结出版社，2000），黄新华的《政府经济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孙苹、许洁的《政府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乔林碧、王耀才的《政府经济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鲁照旺的《政府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曾国安的《政府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等。政府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


 


  二、政府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别


 


  这是学生经常问的、老师又非常难于解释清楚的问题。我国的多数老师采取最简单的回答：公共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就是政府经济学。从上述可见，三者本来就是同一条根源，要讲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确实不容易。国外学者也只管交替使用公共财政学（Public Finance）、《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或 Public Sector Economics）、《政府经济学》（Economics of Government或 Governmental Economics或 Economics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至于三者之间的区别，很少有人进行认真的思考，只是感觉到存在差别而已。


  相比之下，学者们对公共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区别的感觉更为明显一点。如，迈克尔·霍华德在他的《公共部门经济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英文版，西印度大学出版社，2001）简述了这种感觉：“公共部门经济学常被公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所交替使用。我从未合理地区分过两者的区别。一般地说，公共财政学是一个老术语，它强调预算的收入一面，当然也讨论财政支出的决定和影响。而公共部门经济学更加注重政府税收与支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税收的来源以及影响公共支出的因素，仍然是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7]（p.1）又如，彼得·M. 杰克逊在他主编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中也认为，“‘公共部门经济学’这个概念取代研究领域比较狭窄的‘财政学’只是近年的事，传统的财政学主要侧重财政方程式中的税收方面，忽略了公共支出的公共选择。”“与财政学相比，公共部门经济学近来发展的一个特征是经济学家们现在更加注重公用品（公共政策）的需求和供给。”[8]（第2、3页）还有一位学者，马克·波尔曼，他在一篇评论斯蒂格里兹的文章的注释中说，许多美国人习惯于用“公共财政”这个词，“对‘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这个词感到不习惯，但这是一个合适的词语。”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合适的词语”呢？因为“过去公共财政专家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和公正地进行税收和使用税收。”如今研究的重点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公共财政学”已经包含不了新的研究内容，而“‘公共经济学’很好地包含了这些内容：对国家财政的控制；谁拥有，谁控制，谁管理和谁制定政策；以及谁关注政府的经济政策。”他还说，最初他把斯蒂格里兹列为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专家，而现在应该把他看作是一个研究公共经济学的美国人。[4]（第152-153页）


  这三位学者讲的是公共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别，至于公共经济学与政府经济学的差别，似乎没有学者论述过。


  从已有的文献看，不论是用政府经济学取名的著作，还是用公共经济学取名的著作，两者在研究对象、具体内容以及运用的理论等方面，确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不同的地方还是有的。我认为，作者使用不同书名的情况不一，有的可能真的出于不同理由的考虑，有的可能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只是出于偏好而已；所以，书名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内容到底有没有差别。


  1988年春秋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约瑟夫· E. 斯蒂格里兹的著作时，斯蒂格里兹的著作的原名直译是《公共部门经济学》（Economics of Public Sectors），但中文版出版时书名是《政府经济学》。翻译者当年为什么把Public Sector Economics翻译成政府经济学？我没有机会去请教，但细想起来，觉得这样的翻译正是翻译者的水平所在。因为这样的翻译，能够起到直接翻译所无法做到的作用。一是容易被中国读者理解，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原故，中国人习惯于把经济管理看成是政府的份内事，政府是当然的经济管理主体。虽然经过改革，80年代未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逐步地把企业的管理权还给企业，理论上也开始认识到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但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的主体地位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公共部门、公共组织等概念，虽然在80年代末已经被部分学者所运用，但相对来说，人们更为熟悉和更容易理解的是政府、政府组织、政府机构、政府部门等概念。所以，政府经济学就像宏观经济学一样，更容易被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二是更贴切地反映斯蒂格里兹的著作的内容，更直接地反映他的主张“政府干预”的观点。该书以美国的政府、政治及经济过程为对象，主要分析政府的经济行为，尤其是政府的支出行为和税收行为，分析的单位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全书贯彻了他的关于政府不同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优越性以及在混合经济体制下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观点。三是使中国学者更为冷静地思考我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如：怎样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扮演什么经济角色？政府职能转变是否意味着政府要放弃经济职能？等等。80年代末，“最好的政府是什么都不管的政府”、“管事越少的政府越好”的观点，在学术界颇为流行。在这种背景下，书名为《政府经济学》的出版，由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也发挥了一定的矫正作用。《政府经济学》的书名很快被众多中国学者所认同和赞赏，中国学者也开始研究政府经济职能、政府与市场、政府经济管理等专题，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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