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中调节作用的。与此类似，长期以来我们未能从产业和技术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吻合角度，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以致于迟迟走不出困境。依笔者之见，目前是大力鼓呼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时候了。

    [3] 本节的内容取自Lin ， Justin Yifu.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The Inaugural D. Gale Johnson Lecture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14 ， 2001.

    [4] 一个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为简便计，本文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

    [5] 这里假设一个企业从原来采用的技术A ，改为新的技术B ，可以即时完成，而且，不需要任何技术变动成本。

    [6] 在现实的社会中，一个产业，可以将各个生产区段按资本和劳动的相对密集度的不同，从高到低排列成资本最密集的区段到劳动最密集的区段。以生产计算机的产业为例，大致可区分成为研发、核心芯片生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四个区段。研发的资本最密集，IBM 一年的研发投入在50亿美元以上，intel 的投入则在30亿美元左右，核心芯片的生产资本密集度次之，一条生产线大约在12、3 亿美元，零部件的生产，资本密集度和传统的电子产业无多大差别，组装则纯属劳动密集产的生产区段。在一个经

    中，也可以根据生产和技术的特性，将各个产业按平均资本和劳动相对密集度的不同，从高到低排列成资本最密集到劳动最密集的产业。

    [7] 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给定产品的价格（如国际价格）之后，等产量线就同时具有了等价值线的含义。如果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中性的，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在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坐标系当中构造出价值为1 元的等价值线，其含义是：在给定的产品价格和不变规模报酬生产技术之下，生产价值为1 元的某种产品的各种可能的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组合比例。

    [8] 这里假定政府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和农业的资金价格采取差别定价的方式，压低重工业的资金价格并优先保证重用业的资金需求，剩余的资金则由市场定价。在诸多采取资本密集产业优先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这是一个常用的政策措施。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轻工业的资金则和重工业一样由政府财政拨款，但能得到的量非常少，在“一五”计划时期，整个轻工业的投资仅占总投资的6.4%，因此，得不到发展。农业则除了一些大型的水利项目外，政府在生产上没有资金投入，农民必须靠自有的很少的资金，以接近原始工具的方式来生产。

    [9] 在图4 中标出的情形中，政府仅仅以压低的资本价格扶持重工业企业，这样做是为了画图方便。事实上中国赶超战略之下，国有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企业，都享受到了压低资金价格的优惠，但轻工业企业能分配到的资金很少。农业的有些项目，如大型水库、灌渠等，也能分配到廉价的资金，但大多数的农业生产项目和非国有的其他工业企业，则没有享受到这种优惠。

    [10]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9年，第2 章，对传统计划体制形成机理的讨论。

    [11]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7年

    [12]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年，第1 章。

    [13]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

    [14]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年，第2 、3 章。

    [15]一个人的工作三个人来干，这个事实和追求资本相对密集、劳动力相对不密集的技术赶超，是两个概念，两者并不矛盾。这是因为雇佣同样劳动力数量之下，实际的劳动力利用效率可以大不一样，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都在赶超的同时，出于就业目的而实行类似中国一样的高就业政策。但是高就业的表象背后是实际上的大量隐性失业。

    在进行经验研究时，大部分观察到的经验资料都无法反映出真实（或者说有效）的劳动力雇佣量。这样一来，以通常的历史统计资料分析执行赶超战略企业的技术选择时，往往高估劳动力雇佣量，从而低估人均资本装备水平。

    [16] Justin Yifu Lin and Guofu Tan. “Policy Burden ， Accountability ，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1999）， pp. 426-31.

    [17]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是最好的例子，在朴正熙时代韩国政府鼓励大企业集团去发展资本过度密集、不具比较优势的技术/ 产品，大企业集团就以此为借口向政府要各种银行贷款、税收、关税等等方面的优惠和扶持。前苏联、东欧的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后，预算软约束继续存在，政府给的各种补贴不减反增，原因也在于政策性负担并未被消除。

    [18]冗员下岗是消除社会性政策负担的办法之一，而消除战略性政策负担的基本方向之一则是降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乍一看，冗员下岗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人均资本装备水平，似乎两者似乎顾此失彼。但是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一来冗员本身作为社会性负担应该消除，二来，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现在要素禀赋结构已经较建国之初大大提升。在建国之初没有自生能力的某些行业，现在就具有了自生能力。对这些产业而言，尽管冗员下岗会提高资本装备水平，但提高后的装备水平，在当前是符合具有自生能力的要求的。另外也可以和资本丰富的外资企业合资或到国外上市的方式来克服我国资金相对稀缺的劣势，以消除战略性负担，详见下节讨论。

    [19]这里涉及到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可参看笔者为《中国经济学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撰写的前言中有关部分，和“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2001年第4 期。

    [20]中国在1999年时人均收人为780 美元，美国则为30，600 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1/40. 因为，我国的人口约为美国的5 倍，因此，总体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1/8.人均收入水平是要素禀赋水平和技术总体水平的一个很好指标。如果利用这个技术差距，而使中国再维持30 年每年10% 的经济增长，而美国维持每年3%的经济增长，则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为美国的 1/5.届时中国总体的经济规模将和美国相等。但因和发达国家还有一段技术差距，仍然可以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将可超过美国。当然，总有一天中国的收入水平和技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必须靠自主的技术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到那时我国在技术研发上的大国优势就会发挥出来，会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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