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所以没有自生能力是因为它所在的产业区段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而我国所以在那些产业区段不具有比较优势，又是因为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按我国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资金的相对价格太高。根据国有企业的产品的国内市场的大小，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有两个可能的途径：

    1.如果某一不具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则可以用和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市的方式获取国外的资金，克服国内资金相对稀缺的比较劣势。发达的国家的资金相对丰富，资金的成本较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合资或是直接上市，都可以引进便宜的资金，改变企业所面对的等本线的斜率，而使其变为有自生能力。而对国外资本来说，如果该国有企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和这个国有企业合资或是购买这个国有企业的股票，是进入我国市场的一个捷径。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措施。我国主要汽车制造厂和外国汽车制造厂的合资，以及中国移动通信、中国石化到海外的上市走的就是这条途径。

    2.如果某一不具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产品，在国内的市场规模很小，而这种产品又不是国防安全不可或缺的，则可以鼓励这个企业，转产、转业以提高自生能力。有一些老军工、重工企业，产品老旧，已无市场，但有相当好的工程设计力量。对这一类型的企业，利用其较好的工程设计能力，转业转产劳动力较密集、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区段的产品是使其具有自生能力的可行办法，四川的长虹、嘉陵即是这类例子。第二类是产品在企业的所在地已不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但在我国其他地区则还有比较优势，如上海的纺织业，因为劳动力成本在上海远比在国内的其它地区高，因此，无法和其它地区的纺织业竞争，解决的办法则是转移产地，整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其产品已无国内市场，而又无转产和转业的可能，则只好让其破产。最后，还有少数一些企业，其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很高，其产品为国防安全所必需，不管国有或是民营，这类企业既不适合转产也不适合让外资参股，其生存只能靠国家财政的支持。

    六、结论

    国有企业改革关乎到整个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但20多年的努力尚未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取得根本的成功，原因在于许多国有企业尚未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事实上，我国在新兴的家电产业涌现一批非常成功的国有企业，如海尔、长虹等，原因则在于这些企业的产品劳动相对密集，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所以，这些国有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

    按照自生能力的逻辑深化改革，首先要摒弃的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盲目贪大、求洋、图新的观念。这些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赶超思想和做法包括两种：以非市场的方式超前地追求先进技术，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些主张和做法不仅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相反会南辕北辙，弱化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所以必须首先抛弃之。技术水平低固然是落后的标志，但正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产品、技术，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除非提高了要素禀赋结构，或是引进外资，否则难于提高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水平。技术上的后进其实恰恰正是落后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在源泉，日本和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就是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保持了长达40 年左右的高速增长。

    技术后进所以成为后发优势，是因为后进国家无须投入巨资进行高风险的R&D ，只须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已经证明有商业价值的、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适用技术（林毅夫等，1999）。而这些技术往往是发达国家中丧失比较优势、需要转移出去的。后发优势也是中国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高速增长的潜力所在。[20]中国只有通过选择劳动密集的技术，才能把潜在的后发优势与现实的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赚取最大的利润，以 “小步快跑”的方式缩短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差距缩小后，中国的比较优势区段才能够向上演进，技术上的差距才会相应缩小。

    同样的道理，企业规模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参与竞争的必要前提。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成本水平，而不是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成本水平归根结底取决于产品/ 技术选择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吻合程度。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较大的规模，是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经营多样化的结果。横向一体化旨在追求同一产品的最优经济规模；纵向一体化旨在克服上下游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不确定性，减低重大投资的风险；经营多样化的目的，是高资本密集度企业为规避单业经营的风险。中国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劳动密集产业将占主导地位。劳动密集产业中，同一产品的最优规模小，横向一体化的经济意义不大；上下游之间的交易联系不太紧密，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必要性并不明显；企业转产转业比较容易，也无须通过多样化经营分散风险。所以，不顾现实条件片面追求企业规模扩大，不具有经济合理性。发展先进技术和扩大企业规模，一定要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由企业自主按照价格信号和经营需要决策。各级政府任何拔苗助长般的赶超行为，都会欲速不达。

    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重视比较优势的原则，让国有企业根据市场竞争在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发展，不仅是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任何一个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钱颖一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资本主义经济分成“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坏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不重视比较优势，采取赶超战略，那么，必然要采取行政手段，扭曲价格信号，干预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去扶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发展。这种战略性负担不仅成了企业预算软预算的藉口，而且，企业为了多得到政府的优惠、补贴，必然造成寻租行为的普遍化。分配不公，效率低下，成了钱颖一所描述的“坏的资本主义”。

    当然自生能力是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并不一定会在竞争的市场中获得盈利。在有了自生能力后，企业还要不断根据市场的供给、需求、产品、技术、竞争的状况，改进激励机制、管理水平和治理结构等，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但是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任何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2000，《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No.C2000006.

    李善同、王直、翟凡、徐林，2000，《WTO ：中国与世界》，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3 月版。

    林毅夫，1999，“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载于林毅夫、海闻、平新乔主编《中国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吴敬琏，1994，《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张维迎，1999，《现代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注释:

    [1] 自生能力的定义后面将要详细介绍。

    [2] 尽管早在改革之初，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振聋发聩般地大声疾呼“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但是国内却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普遍认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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