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由上述可见,就一个经济体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言,企业可以在其中具有自生能力的不是整个产业,也不是产业当中的一个生产点,而是整个产业当中的一个区段,我们将称此区段为这个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
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极端短缺。这个经济体当中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可以在其中具有自生能力的是劳动较为密集的产业区段。但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资本越密集的产业、技术,代表着越先进的产业、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为了追求产业、技术的先进性,而鼓励企业进入资本过度密集而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区段,从而致使响应政府号召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达到其目标,只好给予这种企业以政策性补贴、优惠、和保护。在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原先劳动力相对密集产业中的有自生能力企业,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提高以后,随着产业升级,可能变为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这些企业将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但发达国家的政府往往为了维持劳动者的就业,而给予这些企业以各种保护和扶持。
三、赶超战略下企业自生能力和传统体制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GDP 每年接近10% 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从表1 可看出,我国还是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和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产业区段。在建国之初,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应当比现在低的得多,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可以有自生能力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区段应该是劳动力很密集的。
表1 :要素禀赋、要素密集度和要素相对价格
国家
或
地区占全球要素禀赋的份额(%)
要素密集度要素相对价格
土
地劳
动
力资
本资本/ 劳动(1000美元/ 工人)
土地/ 劳动(公顷/ 工人)
资本回报率/ 工资土地回报率/ 工资资本回报率/ 土地回报率
美国12.7 5.0 19.3 115.6 1.4 0.47 1.01
加拿大3.1 0.6 1.7 88.6 2.9 0.79 0.22 3.54
欧盟5.9 6.4 30.7 144.2 0.5 0.34 0.91 0.37
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3.5 0.4 1.5 114.1 4.8 0.58 0.28 2.08
日本0.3 2.4 22.7 281.9 0.1 0.25 12.13 0.02
韩国0.1 0.8 1.5 56.5 0.1 1.65 109.90 0.02
中国台湾0.1 0.3 0.6 53.1 0.1 1.08 19.20 0.06
中国香港0.0 0.1 0.5 115.6 0.0 0.99 293.83 0.00
中国大陆6.5 26.5 2.0 2.2 0.1 49.69 102.88 0.48
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0.5 0.4 0.6 48.1 0.8 2.86 10.00 0.29
印度尼西亚2.1 3.3 0.5 4.6 0.3 24.9 58.71 0.42
菲律宾0.6 1.0 0.3 7.3 0.3 16.39 47.74 0.34
泰国1.4 1.2 0.6 14.4 0.6 17.64 31.18 0.57
南亚13.9 19.3 1.2 1.8 0.4 39.66 64.99 0.61
墨西哥1.9 1.3 0.8 18.9 0.8 10.73 11.12 0.96
加勒比和
中美洲地区1.1 1.0 0.3 8.4 0.6 14.21 16.46 0.86
世界其他地区46.4 30.0 15.3 0.8 5.78 4.87 1.19
资料来源:李善同、王直、翟凡、徐林著“《WTO :中国与世界》,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0年3 月版,第12-13页。
在一个国家,如果政府想要发展或保护的产业和产业区段不是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区段,那么,就必须给予响应政府号召的企业政策性的补贴、优惠。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 技术结构差距,建立独立的重工业/ 军事工业体系,我国政府选择了资金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当时中国资本存量少,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如果由市场竞争决定价格,由价格来配置资源,那么,如图4 所示,在重工业中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是在A1点附近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加工、组装、修理等,而非政府想要优先发展的在A2点附近的冶炼、重型机械制造等资本密集区段的产品。在A2点,如果不扭曲要素价格,那么企业的等成本线为C2,政府必须给予企业价值等于图4 纵轴上C1C2距离的资本的价值的补贴才能生存。
由于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尖锐矛盾,当时的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维持市场经济体制,利用税收的手段,从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的企业中收税,然后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直接补贴在A2点的企业。但是当时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城市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活动和经济剩余主要还在广阔的农村,政府收税的成本高、税收的能力弱,因此,这个方法不可取。另一方法是,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使等成本线由C1C1变为C3C3,让在A2点上的企业能够维持生产。
压低利率,虽然一方面使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区段的企业能够维持生产,但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下,政府不想优先发展产业区段的企业也想多得资金,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因此,资金的需求大增。另一方面,利率的水平被压低以后,储蓄的意愿受到抑制,资金供给的来源减少。结果必然出现资金供给和需求的缺口。如果由市场来配置资金,就不能保证有限的资金被配置到政府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项目当中。因此,政府必须用计划和行政的手段把稀缺的资金直接配置给执行政府投资意图的国有重工业企业。
说明:A1、B1和D1代表未扭曲要素价格条件下,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产品和技术选择
A2、B2和D2代表赶超战略下,扭曲要素价格之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产品和技术选择
当政府把更多的资金配置到重工业时,农业和轻工业必然萎缩,而使其等产量曲线从I1 和J1下降为I2和J2. 这是因为,一个经济体中每一时期的资金和劳动力总量是给定的,当政府把更多的资金配置到A2的重工业企业时,剩下来可用来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资金将少于未扭曲前的资金量,而重工业企业在A2所雇佣的劳动数量少于在A1时的情形,因此,剩下来可用于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将比未扭曲时的多。轻工业和农业所面临的将是一条如C4C4 所示、斜率较C1C1平坦(即资本更加昂贵、劳动力更加便宜)的等成本线,[8] 轻工业和农业将会采用比原先更为劳动密集的技术如B2和D2来生产。
同样,基于动员资源来发展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企业的目的,政府也一一干预汇率、原材料价格、工资、物价等价格信号,形成了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并相应采取了计划管理体制替代市场机制来将资金、外汇、原材料等配置到重工业部门。在农村也形成了以统购统销和集体化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将农业生产的剩余集中起来支持重工产业和某些技术水平较高的轻工业产业[9] 的发展。[10]
国有企业为国家所有,但国家作为所有者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而是委托经理人员来经营,因此,和任何大型企业一样,必然会产生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一个企业盈亏不反映其经营状况,而在计划取代了市场以后,企业之间不再有竞争,一个企业到底是该赢多少或亏多少,也没有一个参考的标准。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企业经理享有经营自主权,必然会有积极性增加在职消费、职工福利等损公肥私的“道德风险”行为。为了保证国家的产业发展意图不至于被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自利行为所影响,国家就要剥夺国有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上的一切经营自主权。企业的职能仅在于实施上级下达的生产计划、投资计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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