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中国民主政治的微观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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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认为,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民主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主导的社会民主培育的双向互动过程。80年代以来,在政府推动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下兴起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村民自治的建设与发展将构筑起未来中国民主的微观社会基础。


 


  从改革开放20年的民主建设实践来看,在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理论认识上的某些偏颇,至少使民主建设未能取得预期的效应。为了使中国民主建设能顺利推进,我们必须反思既有的民主理念,重新考虑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途径和步骤,尤其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根基问题。本文认为:80年代以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和广大农民的参与下,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村民自治建设和发展将构筑起社会主义民主的微观社会基础。


  一


  民主,作为现代国家中预防和反对专制的一种普遍国家形式,最初是一个从对古希腊各种政体比较而抽象出的概念。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使用“民主”一词时,是用来描述古希腊城邦中一种既不同于君主制,也不同于贵族寡头制的政制形式:即城邦事务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通过直接讨论和投票表决方式来做出最终决定。因此,民主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它是一种政府形式,在这种政府形式中,权力不是属于某一个,或者某一部分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大多数人”。[1](Ｐ1)也即是说,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政权的基础,承认全体公民自由、平等的统治形式和国家形态。”[2](Ｐ251)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公民的意志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承认主权在民,确保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以多数人的决定作为政治决策的最终依据。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已不具备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基本条件,因此现代民主并非意味着社会中的多数人直接成为统治者,间接的代议民主制才是现实政制的必然选择。为了更深刻地从政治实践中理解现代民主,有学者将国家权力从学理上分解为所有权与行使权两部分,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属于人民(即政治学或和宪法学上的主权),国家权力的行使权则是指人民委托给其代理人的权力。[3]在政治实践中,国家权力所有权表现为公民权利,国家权力行使权则表现为国家权力,而“只有当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4](Ｐ148)因此,现代民主的关键在于使少数人在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能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得以实现。但是,历史证明:“社会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5](Ｐ334)在实际运用中,相对集中的国家权力往往是相对分散的公民权利所无法匹敌的,对民主政治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外部不作边界限制、内部不作分权与制衡的国家权力的腐败及肆意践踏公民权利。所以,尽管不乏思想家提醒我们对国家权力太弱而公民权利太强的无政府主义、街头政治、广场政治及由此而产生的多数暴政保持警惕,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为保障民主政治的落实,必须尽可能采取必要的合理方式以保持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在宪法配置及实际运行中的相互平衡,这就是宪政和民主。而由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们往往会越界行使权力,国家权力的滥用是以践踏公民权利为代价的,因此,民主政治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及成熟的民主主体,国家制度的民主化超越于民主主体的承受能力,民主政治就会失去赖以运作的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视民主为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但在民主认知及民主建设上的偏差却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命运蹇劣。近代中国百年宪政民主运动史上,不乏对民主的艰难探索。19世纪中叶,早期维新派就已开始向国人译介西方式民主制度及思想;1898年,维新派提出了立宪政治的主张,但不幸中途夭折;20世纪初年,处于崩溃边缘的满清王朝发动了一场新政,但却未能阻止王朝灭亡的厄运;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也决计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但最终除了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外,中国并未发生多少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时期,“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潮虽然大量输入,并逐步在中国知识分子层中赢得了相当的信仰者,但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民众而言,自由民主尚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国人不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恐怕也没有这方面的常识。”[6](Ｐ47)辛亥革命后的现状,促使当时的文化精英们认识到了启蒙的重要性,于是高扬民主和科学,希望为此造就新一代自觉自主之国民,但很快救亡就压倒了启蒙;此后,中华民族历经内战和外敌入侵,尽管国民党政府也宣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但始终坚持训政和一党独裁专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曾一度带来了民主建设复兴的希望,对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充满信心,甚至已触摸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脉搏,他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Ｐ148)但建国后二十余年间,原则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仅仅停留于观念层次,全能主义政治完全窒息了社会自治能力,社会泛政治化,“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客观上延滞了政治民主化进程。1978年后,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计划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民主化进程也获得重新启动,政府机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变革等国家制度的民主化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社会自治能力仍然相当弱,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身份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转换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依旧充满了坎坷和曲折。


  而西方政治发展历程向人们所提供的有关以社会民主推进国家民主的经验似乎可以给我们某些启示。许多人把美国的民主政治完全归功于1787年宪法,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大约在17世纪初,一些为逃避欧洲封建专制和宗教迫害的移民来到了北美,“他们早在建立政府以照顾公众需求或执行公共职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签订了类似《五月花号公约》的协议以保护自己,开始了自治历程。”[8](Ｐ75-77)而且,由于新大陆没有封建专制政治的经历,这些移民大都受过欧洲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熏陶,对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深信不疑,以致在统一国家建立之初,他们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都充满戒心,认为政府永远是倾向专制的,因而是个人自由的大敌,必须采取行动限制政府权力。[9](Ｐ28)1787年宪法及以后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奠基于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所以当托克维尔1831年到达美国时,他指出,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其原因不独是由于美国公民享有一些平等的条件,还在于美国公民在各个领域中有着广泛的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机会。而且,托克维尔经过考察,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所依赖的三权分立体系,虽然绝对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使一个国家既享有自由、又拥有民主……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多元的、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0](Ｐ460-466)所以有学者认为,西方宪政民主如果没有社会自治作为基础,是不可能成功建构的,“如果说美国是因为有了宪法才保持了民主,这对我来说是本末倒置;如果说是因为这个社会基本上是民主的,宪法才保持下来,这听起来似乎不对,但实际上却正确得多。”[11]而且,此后的美国式民主的发展,也是以不断扩展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的。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国家制度的不完善确实是民主建设的障碍,而国家制度的不完善又内在地与公民权利的不完善密切相联,国家权力的过于强大,是以公民权利的过于弱小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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