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和会计准则的影响

起作用的。会计师事务所切实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和执业质量乃是最根本最关键的措施。为了竞争和发展，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应特别注意两点：(1)一定要自尊、自重、自强，以操守为重，讲求诚信，努力提高执业水平，增加防范风险意识，坚持独立性。千万不要再蹈中天勤的覆辙。银广夏事件发生后，中天勤倒下去，产生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信任危机。这说明，竞争对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砸自己的牌子!(2)要想办法防止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优秀人才的流失。在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本中，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本。没有高素质的注册会计师，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审计质量。有人曾估计，五大在中国境内的成员所，80%的业务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做的，而80%的收入却归五大所有!这一估计如果准确，就很清楚地看出中国所的人才外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当然，优秀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进入五大的成员所和合作所，他们本人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在一定意义上，五大也为我们培养了具有国际会计执业水平的人才。从我国会计人才的培养看，这也是一件好事。在丧失会计审计市场和造就会计审计人才两个方面，怎样比较其得失，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总之，我国加入WTO，意味着会计服务市场将进一步开放，竞争是很激烈，但却是公开而平等的，所以也不是只有害而无利。这种竞争将会促进中国会计服务事业(注册会计师行业)在迎接挑战性的机遇中，更快地走向国际化，迅速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水准。

　　二、加入WTO后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性质(兼论中国特色与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

　　不论WTO的宗旨或GATS的目标最终都追求贸易自由化。要实现贸易自由化就要消除贸易壁垒。从会计服务这一贸易看，有可能成为贸易壁垒的是各种专业标准，其中涉及审计标准和会计标准。这里，我只谈谈关于会计准则的问题。
    
　　前面说过，五大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它具备种种条件。条件之一是它能在全球实行统一的会计标准来编制跨国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会计标准并没有统一。IASC为了把它指定的会计准则成为在全球跨国上市、融资所遵行的核心准则，2000年进行了战略重组，新组建了IASB。尽管如此，IASC的核心准则还是没有被所有国家接受，其中包括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五大在全球执行审计业务，它们总是在认真研究并掌握各国会计准则、制度之间的差异，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只要通过子公司所在国会计准则与母公司所在国会计准则之间差异的调整即可达到统一会计标准来编制整个跨国公司合并报表的目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会计调整服务可以从所收取的审计收入中得到补偿。单就会计调整来说，除五大外，很少有其他的会计师事务所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注册会计师必须熟悉各国的会计准则并了解彼此的差异。不过，会计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统一，目前还不是WTO的要求，但GATS建议成员国应在适当情况下，彼此磋商、合作，致力于建立并采纳共同的，适用于服务业贸易的国际标准，这当然包括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DDRAS则明确特定的技术标准要求透明，这也包括各国国内采用的会计准则应当透明。
    
　　当前由于各国各地区实行的会计准则不一致，比较难于直接获得一致的、透明的会计信息。这自然会造成投资自由化的障碍。尽管通过调整，并通过对不同方法和调整结果的披露，可以使会计信息可比。但为此而增加的会计和审计成本，最终还是归属于投资成本。投资成本的提高总会构成贸易障碍，只有减少用于调整会计信息的投资成本，才有利于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从而有利于贸易的自由化。我们应当看到，IASC的战略重组，核心准则的出台，表面上似乎只是证券业国际组织(IOSCO)在大力推动，实际上IASC的这种努力也是受到WTO的欢迎和支持的。因此它有助于贸易全球化的目标。为什么会计准则比较难于在全球统一化?因为会计准则隐含着各国的主权和利益，各国的会计准则往往是有关国家经济方针政策的体现，具有经济后果。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它不能马上接受IASC准则。除少数例外，美国仍坚持外国在美投资要遵守美国的GAAP。我国准则和制定部门也一再强调：会计准则既要同国际惯例接轨，又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具备中国的特色。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可以说，WTO和IOSCO以及IASC的目标，在战略上是促使各国国内的会计准则走国际化的道路；而在战术上又要照顾各国的国情，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看一看中国会计规范的改革进程，就有一些国际化与中国化先有矛盾、后则互动的事例。下面可以用资产的定义为例：1992年11月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资产的定义为“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22条)我们称为资产的“旧定义”。2000年6月21日《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重新定义了资产：“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9条(一))我们称为资产的“新定义”。2000年12月29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再次重复了资产的新定义(12条)。很明显，资产的新定义已经同IASC的财务报表编报框架(1989年7月第49段(1))和美国FASB的财务报告第6号概念公告(1985年12月)所给出的资产定义基本一致。按照国际标准，资产的基本特征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即一项由企业控制的资源必须预期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当然这种经济利益必然是未来的而不是现在的)。
    
　　对照我国关于资产的新旧定义可以看到，在1992年规定的资产旧定义中，就没有强调资产必须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这一按国际惯例所要求的本质特征。人们对此颇有烦言，并进行种种评论。在那时，人们对国外会计准则的精神研究和领会不够，计划经济和旧会计制度给会计界带来的一些会计观念妨碍我们去较快地接受市场经济的新东西等原因都构成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去大胆借鉴国际会计惯例的一些阻力。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我国准则制定机构的财政部门并非不了解国际上流行的资产定义及其基本特征，企业会计准则是会计改革之后产生的会计规范，其中包括基本准则。如果那时就把资产定义为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一旦执行这一准则，我国的所有国有企业都要对资产进行减值，并要取消某些根本不是资产(不符合资产的定义)的资产负债表中的项目，如已不能使未来期间受益的”长期待摊费用”、长期挂账的待处理财产损失等。这样做，虽然能保证资产的账面价值较为真实，但大量的国有资产减值，国有企业利润急剧下降甚至由盈变亏，它对国家财政的影响该有多大!当时，国家首先关注财政的承受能力和会计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不能造成经济动荡，不能给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带来过大的压力等因素。所以，在会计改革中包括如何在会计准则中定义资产等会计要素这样的问题，首先是从当时的中国国情和国力出发而只能把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放到第二位来考虑，适当推迟国际化的进程，这是当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一种难以避免的选择。8年之后的今天，形势就不同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财力均有很大的增强，国有企业随着中国加入WTO的需要加速深化改革。再加上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和尚未改制的国有企业)会计数字弄虚作假频繁出现，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公害，我国现在既有能力也有必要消除国有企业和一切企业中资产的“虚肿”现象。这样，我们就有必要运用国际会计惯例中资产定义这一理论武器，打击会计作假，推动企业改革，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以净化资本市场。现在我们不仅在制订《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和《企业会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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