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改革的下一个十字路口：产权、充分信息与市场环境——对国有企业制度安排的研究述评

【本文由PB创新网为您整理】国有企业的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在改尽了企业内部可以改革的要素之后，人们才醒悟到企业的外部环境按兵不动是内部再难收到改革成效的根本原因。产权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讲的是权利怎么划分才能带动个人积极性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是尚缺市场培育所需要的法制环境。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风风雨雨、峰峦叠嶂的二十六年。由国家发起的这场改革的力度是渐进式地增强，核心问题从关注提高生产效率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①，人们的认识已经从单纯想追求提高效率的局部措施逐步进入到要求进行全面的制度变革这一较为核心的层次。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下，以试错改过、从错误中学习的做法，走过了给企业下放不同层次的权利、以至对大型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的过程，这过程本身就在积累着中国自己的企业改革经历。从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改革，集中体现了中国急欲学习建立公司治理结构而又与其沿袭不变的人事任命制度、行政管理结构相互纠缠，最终发现企业充其量可以改变的是内部的环境与机制，却无法改变企业的外在环境，而后者原来才是对企业改革的初衷——提高效率更能奏效的前提条件（Steinfeld，1998）。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好是因为它是人人所有，其实又谁都没有，这种老百姓的表达方式非常深入人心，这也是老百姓所理解的产权问题。回顾刚刚过去的五年和向前推进的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与制度相关联的产权成为主流话语从而塑造着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和表述。产权是与企业理论这个在近二三十年来非常活跃的主流微观经济学相关的一个领域，中国既确定了它要做的是摒弃计划建立市场的改革，就注定了它的理论营养主要是要向起源于市场经济的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吸取。产权、所有权改革一时成为风行一时、被认为有神奇功效的“灵丹妙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中央政府推动，在一些关键性的、属于“抓大放小”中“抓”的行业如钢铁制造业（Steinfeld ，1998）、石油行业进行优良资产与存续资产划分的结构性“分家手术”，力图借产权之手打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而对一些小的国有企业则基本上靠股份制转化了它的国有性质。结果如何呢？根本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或者，我们或许应该问的是，根本的问题是“谁拥有”还是别的问题？

　　今天，对产权试验的结果众说纷纭，欲理还乱。对学术工作者而言，转型的意义在于转型的过程本身而多于它的结果（Burawoy and Verdery ，1999）。笔者粗浅的观察是，从Steinfeld （1998）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大企业变成公众持股公司的方案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可以盲目乐观的结果，改革到目前是到了产权“神话”之后的下一个十字路口：在是继续产权改造还是培育市场环境或还是别的什么之间，再往哪里去？路在何方？

　　本文是一个对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②的文献回顾。文章直接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入手，再加入与中国问题相关的理论源头的讨论。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陈述关于产权和市场哪一种制度选择更重要的两种争论，并回顾从政府财政收入机制理解国企改革、地方政府的准市场主体地位、国企的代理问题，以获得对国有企业从制度与组织角度的一个较全面的理解，再以对中国钢铁业三大企业的分析彰示改革需要培育一个市场环境作为对产权还是市场之争的评论；第二部分是对企业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契约理论中的产权、不完全合同理论），它对中国特定制度环境的适用性的分析，第四部分是小结。

　　一、两种争论：产权还是市场重要

　　1、张维迎：所有权改革重要，国家作债权人而不是股东

　　张维迎是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他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指出，作为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方式的企业，本身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激励问题，一个是对经营决策者的选择问题（张维迎，1995，291页）。张维迎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十几年中的改革措施（包括扩大自主权、放权让利、承包制等）在解决第一个问题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但改革没有解决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对经营决策者的选择问题，我们并没有找到一种机制保证只有真正具有经营才能的人（企业家）占据经营者岗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他的另一本专着《企业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1999）中。换言之，张维迎的理论兴趣是解决企业家的形成与产权制度的关系问题。

　　张维迎论证了，之所以由资本雇佣劳动，是因为资本所有者的管理、决策活动最难被监督，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自己监督自己，而只有他享有剩余索取权及剩余控制权时，他才获得了监督自己的最大激励。因此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中经营者——企业家——资本家是三位一体的。因而他也主张，在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情况下，让经营者也享有一部分剩余索取权，能够提供激励，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张，1995，300页）③。张维迎还认为，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在事实上的剩余索取权有积极作用，即限制了政府将利润由盈利企业向亏损企业转移的自由度，等于强化了所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同上，301页）。

　　张维迎始终一贯地坚持国企改革的出路在于由资本所有者在企业家市场选择具有经营能力的企业家，他主张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国家债权，让私有资本、非国有资本作为股权替代原来由政府部门承担的选择和监督经营的职能（同上，310页）。

　　张维迎的理论是一个理性的推理体系，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也许是经济学正式分析（formal analysis ）的特点，张缺乏实证的例子支持他的观点，他的推论用的多数是一些设想而非发生过的事实。

　　2、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市场竞争比所有权改革更重要

　　与张维迎（1995）强调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的着眼点不同，林毅夫、蔡昉、李周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1997）中强调了创造公平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也就是创造公平竞争条件以形成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对“产权核心论”提出了质疑。

　　林、蔡、李指出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与任何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的大型企业一样，都天然地会产生所有者和经营者激励不兼容的问题。这种激励不兼容的问题在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实质都是所有权与经营权激励不兼容。

　　在现实中，所有者与经营者始终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经营者或企业经理人员与所有者拥有关于企业经营过程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是不对等的，所有者要付出高得多的成本才能获得相应信息。这一点林、蔡、李（1997）的观点与张维迎一致。不同的是，张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因为产权不清，而林、蔡、李指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本质在于缺乏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缺乏考核和监督企业经营的一种充分信息指针。这个充分信息指针就是在存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形成的平均利润率，也就是说，根据企业的实际利润水平或成本水平，与这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即可以使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得到充分反映。（林、蔡、李，1997，24页）。

　　传统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注定了利润率这一指针的不存在，因为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都已被扭曲，竞争的市场也就不存在了，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真实反映企业经营水平的利润率。另一方面，是形成国有企业庞大的科层结构。由于国有企业被委托经营但经理人员又没有经营自主权，这本身存在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对企业经营实行多层委托，分级管理。林、蔡、李敏锐地指出，在一个多层次的委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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