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改革的下一个十字路口：产权、充分信息与市场环境——对国有企业制度安排的研究述评

经济，经济学家开药方式的风格固然简洁明快，但毕竟是以忽略微观的过程为代价的。笔者认为，田野志的方法更能捕捉转型作为一个过程的宏观环境与微观动态的互动，国有企业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去建构基于中国自己的制度改变的意义丰富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又必须忠实于企业自身的独特经历才会有生命力。
注释：

　　①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参考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第76页：“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才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按照米勒的定义，公司治理结构是为了解决如下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产生的：如何确知企业管理人员只取得为适当的、盈利的项目所需的资金，而不是比实际所需多？在经营管理中，经理人员应该遵循什幺标准或规则？谁将裁决经理人员是否真正成功地使用公司的资源：如果证明不是如此，谁负责以更好的经理人员替他们？”（Miller，M，1995）

　　②我用制度安排来概括对国有企业产权及相关议题的研究，制度安排的界定，参考张五常《中国的前途》（1993）第176页：“制度安排有两种意义——（1）产权制度的结构与本质；（2）从一种已存在的产权结构衍生出来的合约和组织上的安排。假若产权改变，组织的形式也极有可能转变。可是，组织安排上的转变，未必表示产权结构有任何改变。”

　　③张维迎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利润留成、承包制）实际上等于把一部分剩余索取权由国家转移到企业内部成员，特别是经理人员。比如说，完全意义上的经营者承包制，事实上是经理变成了剩余索取者，这当然提供了刺激。”（1995，300页）

　　④我们用充分信息的定义来理解硬预算约束，再来理解软预算约束。对于充分信息，下面的论述可作为作者的定义。“硬预算约束是指在所有经济当事人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企业财务约束是硬的。一个相对‘硬’的企业预算约束应该包括下列条件：（1）企业不能影响投入品和销售品价格的变化，而只是价格的接受者；（2）税收是严格的，纳税是无条件的；（3）贷款条件是严格的，没有无偿拨款和补贴。由此我们看到，硬预算约束条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有靠降低成本和增加销售量，即企业的盈利多寡，最充分、最直截了当地反映了它的经营状况。因而利润率通常成为所有者考核和监督经理人员绩效的充分信息指针。能够获得可靠的关于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条件。反过来看，这种关于企业经营充分信息存在，才能保证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林、蔡、李，1997，103-104页）

　　⑤均衡，据王全斌（1999）的定义，“是指这一机制符合三种直接利益相关者，就是政府、企业管理者和国有企业职工的理性，并且它们都没有动力去改变的一种状态。”（123页）

　　参考书目：

　　张维迎，1999，《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袁志刚，1997，“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何——评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冬季卷，总第21期，127——30页。

　　张曙光，1997，“信息、市场和产权——兼评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冬季卷，总第21期，117——126页。

　　汪丁丁，1997，“直面现象的中国经济学——评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冬季卷，总第21期，131——37页。

　　彭玉生，2002.“中国的村镇工业公司：所有权、公司治理与市场监督”，《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1-39页。

　　王全斌，1999，“从改革的全局看国有企业改革——兼论改革的渐进路径”，《管理世界》第4期，120—128页。

　　王国生，1999，“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面临的制度环境及其市场地位分析”，《南京社会科学》，第11期，9—14页。

　　平萍，2002，“从‘大而全’的组织到资产专用性的组织：广州一家机器制造业国有企业的组织变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论文。

　　O.哈特（Oliver Hart 1995原著）费方域（译），1997，《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钱颖一，1997，“《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中译本序二”，O.哈特著，费方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许成钢，1997，“《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中译本序三”，O.哈特著，费方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五常，初版1985年，1993第九版，《中国的前途》，香港：信报有限公司。

　　Burawoy ，Michael and Katherine Verdery.1999.Uncertain Transition：Ethnographiesof Change in the Postsocialist World.Maryland：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Coase ，Ronald H.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4：386-405.

　　Granovetter ，Mark.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1（3）：481-510.

　　——。1992.“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Analysis.”Acta Sociologica，35（1）：3-11.

　　Miller，M.1995，“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Corporations Governance”，akeynote address for the Conference on Reformability of the State Sector in China，Shanghai，China，July 19，1995.

　　Oi，Jean C.1995，“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 ，1132-1149.

　　Qian，Yingyi （钱颖一），1996，“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Agency Problemsand Political Contro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4（2）：427-47.

　　Steinfeld ，Edwards S.1998.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Indust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der，Andrew G.1995.“Local Government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Analysis of China ‘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No.2：263-301.

　　——。1989.“Factory Manger in an Era of Reform”。China Quarterly，118：242-64.

　　Willianmson ，Oliver E.，1975.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Implications.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80，“Organization of work：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5-38.

　　——。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 andRelational Contracting.New York：The Free Press.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