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

的，他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温和的和“可调节的”通货膨胀，提高物价来降低实际工资，以此来促进就业。集体合同工资理论则是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其出发点是同一工种、同一熟练程度的工人，其工资率存在着最高限和最低限，这之间的工资率取决于雇主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对就业的需求，是双方力量谈判的结果。社会工资理论认为工资不是生产范畴，它是由各种社会因素和各阶级力量对比来决定的，它夸大了工会的作用，也把国家视为超阶级的。补偿工资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工资只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要，已经不能刺激劳动的重要性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提高工资，而在于满足工人的情绪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需求，这就是对工资的“补偿”。工资和价格螺旋式膨胀上升理论认为，工资上涨会增加生产成本，必然引起商品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迫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这又会引起企业主和国家对劳动者“压力”的“保护性”的反应--使商品价格上涨，工资和价格如此螺旋式膨胀上升，循环不已。[30] 
　　这些西方的工资理论都从某一个角度解释了影响工资水平的一些因素，但是却都不是工资的本质，只是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服务的。其合理的一面可以吸收来解释工资制度的某些现象，但是不能被这些因素蒙蔽了工资的本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我国的分配原则要求我们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来作为公职人员的薪俸制度的总的原则，并应当考虑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道德的因素的影响。但是现实中的公务人员薪俸制度却不能完全体现这一点，公务人员的薪俸既不能反映其劳动价值，也不能体现其它因素，导致了现实中分配的种种不合理，这种状况已经相当严重，亟需改革。从另一个角度看，薪俸是国家吸引人才优化国家的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在确保国家公权力得以廉洁实施的目标下，薪俸制度也应当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这正是本文要论证的。 
　　2、高薪养廉的提出针对腐败的严重状况，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以在某些国家取得成功的高薪养廉制度来抑制腐败，在这些人中包括国内政治界、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实务部门及普通群众等各行各业人士，也包括一些国外的反贪专家。但是在我国也有人怀疑这样一项制度对反贪的效果，使之成为争论最激烈的反贪制度之一。 
　　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有：从已破获的案例中，极少因为生活困难而腐败的；人的贪欲是无穷的，不可能靠高薪而满足；公务人员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要让群众先富起来而不能自己先富起来；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官员的薪水低、待遇差不是腐败的主要原因；不符合中国国情，具体说来中国不具备“官念”淡化的社会传统、不具备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具备精炼高效的政府机构；高薪标准难定等。这些理由不能说不多，担心的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有些是对高薪养廉制度的误解，也有些却不是高薪养廉制度本身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腐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源于需要的腐败，一类是源于贪婪的腐败。当然现实中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实证的角度看，并非没有人因生活困难而腐败，尤其是在一个公职人员因种种原因（例如配偶下岗、疾病，子女幼小，父母年迈）可能需要独力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支时，难免使有些公职人员因入不敷出而陷入贫困的境地。当然，并不是每个入不敷出的公职人员都会走上腐败的道路，但是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也并非没有。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31]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导致了物质文化的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表现在分配上，便表现为低薪、低收入；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导致了贫富差异甚至不公平分配，这种差异尤其容易导致公职人员的心态失衡，当存在犯罪的机会时，就较容易以此为诱因而导致犯罪，这是犯罪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贫富不均将导致犯罪的产生，这是犯罪学界普遍接受的原理。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近代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相对剥夺论’也得到普遍的赞同。……贫富差别的拉大、分配不均程度的扩大，是我国现阶段犯罪增长的带有根本性的重要原因。”[32]而我们评判具体的一个公职人员是不是处于生活较为困难的境况，光以其薪俸与人均收入比较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作为具体的个体来说，必须要考虑到他的家庭负担等支出因素。1998年，全国国家机关职员平均工资7760元，政党机关平均工资7825元，事业单位人均工资7620元，企业人均工资7479元，但是企业中的国有企业人均7668元，城镇集体企业人均5331元，其它企业8972元。[33]这表明国家机关工资略高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略低于政党机关，而明显高于城镇集体企业，明显低于私营、外资、个体等企业。而且即使在国有单位中，国家机关的工资也并不高，为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在国有单位各有代表性的行业间的工资收入情况见下表： 
　　国有单位年人均工资对照表：（工资单位：元）[34]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0年　1986年　1978年 
国家机关　　　　　　　　7776　6985　　6344　　2115　　1361　　661 
科研、技术　　　　　　　10146　8974　　7984　　2411　　1494　　670 
教育、文艺　　　　　　　7537　6810　　6161　　2134　　1344　　566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8704　7794　　6967　　2263　　1376　　605 
社会服务　　　　　　　　8136　7425　　6695　　2307　　1417　　607 
房地产　　　　　　　　　9441　8570　　7897　　2247　　1364　　630 
金融保险　　　　　　　　10898　10012　8679　　2200　　1427　　650 
　　从该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行使国家权力的狭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与作为对比的其它国有单位的年人均工资相比，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对比的6个国有非机关单位中，有5个行业的工资高于国家机关，只有教育、文艺和广播影视这1个行业的工资略低于国家机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的工资，国家机关的工资是仅略低于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高于其它5个行业，有些行业的差距还较为明显。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经济地位是逐年下降的，到90年代初期已经落在了其他国有单位人员之后。而且，这仅仅是国家统计的公开工资收入数据，并不包括种种福利，应当明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国家机关的福利待遇并不优于其他国有单位，比起金融、房地产等经济行业尤其有较大差距。而且国家机关之间的差距也相当大，这种分配不公更容易导致福利待遇较差的公职人员心态失衡。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张表格中只是选取了有代表性的6个对比行业，选择的标准是生活和工作区域基本上是在城市或城镇，因此没有选农业、采掘业、能源业、建筑业、地质勘探业和其他行业，在这些未入选的行业中，有工资高于公职人员的，也有低于公职人员的。因此这种简略是有理由的，因为有效的收入对比不仅要考虑纯粹的数字，而且要考虑相对群体和生活环境。所以这种简略并不改变对本表格的分析结论。 
　　因此，我国当前公职人员的工资是相对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某些具体的个体来说，导致家庭生活的困难也是常见的。那种认为没有人是因为生活困难而走上腐败之路的观点不但没有理论支持，也是与现实状况相违背的。人的思想意识是由他的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那种不考虑人的经济生活条件，而把人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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