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主义：一种不同的观点

阶级的庄重和清洁原则不一致，烟雾消除运动就永远不可能出现⑤。很少有几个烟雾消除组织的成员会认为烟雾是一个健康问题，“正如所看到的那样令人奇怪，家庭主妇对她的帷帐被弄脏、对她碰了邻居的家具是否会弄脏她的手等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健康问题的关注”，1928年巴尔的摩市卫生部长如是说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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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On the Earth Day Celebration, see Robert Gottlieb, Forcing the Sp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ashington,1993, pp.105—114.
      ②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  Portland,  Mss 2386 Box 19 Folder 10, Coalition for Clean Air, Oregon/Washington, 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December 14,1972.
      ③Cf.  Frank Uekötter,  Von der Rauchplage zurökologischen Revolution.  Eine Geschichte der Luftverschrnutzung in Deutschland und den USA 1880—1970, Essen,2003.
      ④Cf. Ralf Henneking, Chernische Industrie und Urnwelt. Konflikte urn Umweltbelastungen dutch die chemische  Industrie  arn  Beispiel  der schwerchernischen, Farben- und Diingemittelindustrie der Rheinprovinz(ca.1800—1914), Stuttgart,1994.
       ⑤Cf.  Suellen Hoy, Chasing Dirt.  The American Pursuit of Cleanliness, Oxford,1995.
       ⑥ Baltimore Sun April 29,1928, p.3 c.7.
 
此外，将烟雾消除运动看作是纯理想主义的运动也是错误的。大部分烟雾消除运动的推进者都有现实的不动产利益，他们认识到市区中过多的烟雾不利于他们位于市区的不动产的价值。最明显的是，前文提到的巴尔的摩市的反对烟雾组织是由一位市民发起的，他在这个组织成立的当年所交的不动产税不低于165585美元①。环境问题的行动主义常常是在具体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并没有必要因此而将环境事业视为不合理的。
环境保护主义是有选择的，过去也是如此。环境史学家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考察促使社会选择某个环境主题或忽视某个环境主题的确切背景是什么②。将环境保护运动的议程与其他运动(如和平运动或女权运动)进行对比具有启迪作用。和平运动有一个评价其目标的相当简单的标准，即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规模和军费开支的减少。同样地，女权运动通常以经过努力之后的相对胜利作为评价其目标的准绳，即某一职位上妇女人数的增加。与此相反，环境运动缺少这种简单的判断标准，它不得不处理大范围的相互独立的参数：空气、土壤和水的污染浓度、能量的消费量、濒危及灭绝物种的数量、城市中心绿地面积的减少、自然资源储量、面积和数量的减少等。即使有可能，要将这些完全不同的参数整合为统一的标准也是非常困难的。而经济学家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环境保护主义者就是缺乏这样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三  类别与方法：荒野对污染? 
 
    环境保护主义中如此广泛的环境主题是一种资产，同时也是一个问题。西德环境政策主要的设计者之一皮特·蒙科格鲁克特(Peter Menke—Glüekert)曾经抱怨当今社会“持续的绿色之声”：关于各种各样的环境议题的报告、陈述和请求已经形成了一场持久的洪水，以至于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很难决定到底哪一个具有优先权③。当然，如果说这些众多的环境议程没有任何一致性是有些夸张了，因为环境保护主义也许关注污染或资源，物种或景观，但是这些总是与自然相关的。然而，要对环境保护主义进行分类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环境史学家在分类的时候直接政治性地理解环境保护主义。几年前，大卫·佛曼(Dave Foreman)，一个美国激进环境保护组织“地球第一”的创始人，提议将污染、资源利用和健康等环境议题与对待原始自然的环境议题区别开来。这一区分非常著名，因为人们发现被区分的两者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最终，佛曼(Foreman)的观点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远离危险的现代社会之外存在着完全未被驯服的荒野。这个观念显然是虚构的。空气污染不会在国家公园的边界停止，而且濒危动物也不会孤独地生活在遥远的荒野地区。由于全球变暖，未来世界气候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组合。
所以，为什么环境保护主义者(不仅仅是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都如此珍视差异性，而这一点又是被质疑最多的?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线索来自沃尔特·斯格尼切(Walther Schoenichen)，他是1922年以来普鲁士自然遗产保护局的领导者，他曾经提到自然保护不仅需要知道如何操作，而且需要有针对性。对比自然保护工作和景观规划，景观规划中有个“弹性的尺度”，并且要求随时准备采取折中、妥协的态度，而自然保护则要求“为了达到总目标，要尽可能地挡开一切有竞争性的要求”④。换句话说，自然保护要求一个有坚强意志的、坚定的、不怕万难的倡导者，而且这里不需要有弹性的协商。此外，斯格尼切(Schoenichen)的话中强调，需要描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行动日程”。通常，环境史学家过多地依赖于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写下的文字，因为这种文件是历史学家最熟悉的类型。但是，对于行动主义分子来说，“做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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