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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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政治发展的任务必然随之产生。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是当代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


  政治发展的课题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些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一些著作也因而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作，如勒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1958)、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阿普特的《政治现代化》(1965)、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等。


  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体系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把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过渡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那种政治结构尚未出现较为复杂的分化，社会政治形态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那些尚不具备完整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联盟，这种社会在现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见。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发达，政治结构已明显分化而且政治决策能力已相当高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传统社会以及为数不多的现代社会以外，更多的是过渡社会的过渡型政治形态。


  一些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开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传统政治形态中，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越来越快。政治系统越发达，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结构的分化。阿尔蒙德写道，“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在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政治发展之后，社会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基础上，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在政治发展的社会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根本宗旨，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这种理论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又使得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起多大的反响。一些政治学者也注意到，政治如同自然现象，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一定的政治体系模式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基础，离开了特定国家的政治环境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模式来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显然是不可能收到预想之效果的。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而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使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经济而谈政治和离开了政治而谈经济一样，往往使人们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必须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运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政治的发展提出规划和设计，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50年代我们在概括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曾提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种概括当然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益增长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变革，使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社会的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希望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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