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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09-02-04 23:38:22
情况下也应当用,但只有立足国内,致力于本国人才的发掘、使用和培养,以解决人才来源问题”(刘鸿生,《企业史料》),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不受外人控制的民族企业。这种由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到注重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并进而为培养更多的技术力量创造条件的人才管理思想,反映了民族企业家人才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和提高,也反映了他们独立自主发展企业的愿望。
    (五)注重专门人才培养
  适合各种职业要求的专门人才,需要经过培养和训练。因此,对专门人才的培养,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率,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完成企业经营目标的前提条件。民族企业家除了对社会上现有人才尽力挖掘、量才使用外,还注重职工专业素质的提高。卢作孚曾明确指出“管理方法的实施特别重在工作人员的训练”,要“训练所有的工作人员,使其活动有效率、有技术,而且有管理的技术”(卢作孚,《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因此,卢作孚不惜花费资金和时间,在民生公司开展了对职工的培训,举办各种短期、长期的培训班,建立培训学校,加强对职工技术的训练,同时还通过专业培训,为本企业培养专门人才。民生公司曾选送不少职工进各种专业学校接受培训,还先后选送百余人出国深造,这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里确实是培养人才的一个创举。荣氏兄弟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训练工作,在造就培养人才的问题上,荣德生提出了“贵在实学”的原则,他说:“若虚有其名,无裨实用,不如无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十分注意提高企业现有管理人员的技术和管理业务水平。如何培养和提高?荣氏兄弟认为“人才之兴”,必须有良师入正轨,必须“如良玉美璞,细加琢磨”,“选送人才入各级学府深造,方能成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因此,荣氏兄弟将举办各种类型之学校,放在整个事业的重要位置上来考虑。荣氏企业先后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中国纺织印染工业专科学校、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等,保证了企业获得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其他民族企业家如穆藕初、宋fěi@①卿、刘鸿生等,在所办的企业中都设有培训班、培训学校、职业学校,甚至还制定了“先培训,后工作”的制度。这些培训措施的实行,提高了在职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为民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批高、中级专业人才。

 (六)投资教育,培养各种人才
  民族企业家创办企业的目的,当然是要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认识到教育和实业密不可分,教育对企业发展和国家富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张謇说:“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而欲兴教育,当自兴实业始。”(张謇,《实业录》)又说:“举事必先启民智,启民智必由教育”(张謇,《自治录》),指出了教育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他认为“实业教育,期于相辅,教育必求普及”,而“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倡”(张謇《教育录》)。许多民族企业家甚至把教育不兴看作是导致实业失败、国家贫弱的原因,荣德生说:“我国数十年来贫弱的原因,以政治腐朽、生产落后与国际市场之经济侵略,实为主要因素。但所以贫弱,所以无新事业发展,则缺乏人才启发之故耳”(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穆藕初也把累办新业而累招失败之最大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缺乏实业人才”,故造成“不良之结果”(穆藕初,《藕初文录》)。
  许多民族企业家不仅是主张兴办教育,以促进实业发展的理论倡导者,也是投资兴办教育的实践者。其中,民族企业家陈嘉庚(公元1874年-1961年)就是一生致力于发展教育的典型人物。陈嘉庚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而“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陈嘉庚年谱》)。因此,他把经营企业的所得倾囊办学,他不仅投资于普通教育的建立,而且还注意高等教育的发展。他说:“科学之发源,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之人才,乃能辈出”(同上),遂投资创办了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民族企业家将大量资金用于兴办教育的行动,一方面保证了企业人才的来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培养了各种人才,提高了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成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管理上的一大特色。
      四、营建企业精神的管理思想
  商品经济的竞争,也包含一种精神的对抗。从长远看,一个企业要想取得竞争的胜利,除了战略正确、决策正确、经营方式灵活、有竞争能力外,还必须有一种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精神文化来支撑和武装企业。企业精神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实践中,由企业家大力提倡和亲自推行,模范执行并为全体职工共同营建而形成的。它得到了职工的认同并成为整个企业的理想、价值和基本信念,使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引导职工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尽心尽力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民族企业家就开始注意提倡和营建适合本企业的精神文化,形成了像“民生精神”、“东亚精神”等一些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一)培养职工积极为企业发展、为社会进步而献身的精神
  民族企业家在经营管理活动中,以个人推动企业为号召,要求职工努力为企业工作,同时以企业的进步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他们这种提倡职工为企业、为社会发展而献身的思想,易于被职工所接受,对鼓舞士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些民族企业家在阐述企业的宗旨时,都提出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卢作孚强调,民生公司的目的是“服务社会,便利群众,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宣称“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卢作孚,《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通过企业的自身建设来影响和改造社会,要求人人都有为公司及整个社会服务的思想和行动。这些原则和口号的贯彻实施,逐渐成为民生公司赖以团结广大职工的精神力量,成了他们共同的追求,使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为川江上最富有朝气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宋fěi@①卿一向以“文明办厂”著称,他提出东亚公司的主义是“以生产辅助社会的进步”(宋fěi@①卿《东亚铭》),他认为:“凡是生产事业必须都有余利,没有余利的生产,就……成为消耗,但(东亚)并非专为营利而生产,乃在利用出产的产品,供给社会的需要,利用合理的生产余利,辅助社会上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东亚精神》,〈甲〉),以此来鼓励职工要做好本职工作,要有献身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精神。
    (二)培养职工“爱厂如家”的企业群体观念
  民族企业家注意把职工个人利益和企业兴衰融为一体,激励职工树立为企业竭责尽力的群体意识。卢作孚号召职工把自己的命运同公司联系起来,培养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感和归属感,提倡“公司的问题职工解决,职工的问题公司解决”。他号召职工不计地位、报酬,忘我劳动,“有事业的成功,才会有个人的成功”,“职工的得失,完全把握在自己手上,只有努力斗争,才能使事业不离开自己”(《民生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这些口号和思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剥削关系,模糊了劳资间阶级关系的对立,但对于促使职工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宋fěi@①卿在《东亚铭》和《厂训》中也提倡职工要有为“东亚”、为集体的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他教育职工“本牺牲自己之精神,尽力服务旁人”,他强调这种服务于他人的精神,是人生最重要的,“因为你不帮忙别人,你亦不能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忙。我们做事为人,若都采取帮忙的态度,可以进行顺利,成绩宏大”(《东亚声·服务是什么意思》)。这种献身和服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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