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

“有时而减，有时而平”（张謇，《实业录》）。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抵羊牌”毛线，打破了外国企业产品独霸毛纺市场的局面，与进口毛线形成了竞销的格局。当时英国在华毛纺织厂生产的“蜜蜂牌”毛线，日商加藤洋行经销的“麻雀牌”毛线，都以低价销售，企图垄断中国的毛线市场。宋fěi＠①卿遂提出针锋相对的管理措施。首先，在毛线产品的商标上，宋fěi＠①卿经过精心设计，以双羊抵角为标志，取名“抵羊”，“抵羊”既反映以羊毛做原料的纺织品的特点，又是“抵洋”的谐音，即抵制洋货之意。这种巧妙的构思，正迎合了“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抵洋抗日的心理。因此，“抵羊”牌毛线一经问世，立即受到了国人的欢迎。与此同时，宋fěi＠①卿又狠抓产品质量，使“抵羊牌”毛线在色泽、拉力、手感等方面，都达到了优质产品的标准。在价格上，宋fěi＠①卿则以英、日为准，随其变动而上下浮动，必要时不惜放弃部分赢利，砸价甩卖，甚至采取买两磅送一磅的促销手段。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地抵制了洋货的竞争，打破了英日企业垄断我国毛纺市场的阴谋，使“抵羊牌”毛线成为家喻户晓、畅销全国的名牌产品，巩固了东亚毛纺厂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
　　　　（三）建立广泛的销售组织，采用灵活的销售技巧，扩大市场占有率
　　产品销路的好坏，销售数量的多少，还要看流通渠道是否畅通。因此，民族企业家对如何扩大和健全产品推销机构，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拿出部分资金作为推销费。大中华火柴厂为加强成品推销工作，在总事务所营业科里设置专人，分别负责苏、浙、皖、赣等省（近区）和国内其他各地（远区）的推销工作，并在各大城市设立事务所，建立起一个密集的推销网，保证了产品在这些市场上的优势。
　　一些民族企业家为建立和完善销售网，鼓励代理，奖励销售，采用对经销商优惠赔贴的措施，保护经销商的利益，以打开产品在市场上的销路。东亚毛纺厂为使“抵羊牌”毛线能够在洋货比较畅销的城市竞销，采用了“厂商产销合作合约”的方法。具体作法是：由商店预交一部分进货押金给“东亚”，而“东亚”按其押金数每月付息，并给商店以相应的产品，在销售时，产品价格视行情而变，若有亏损，一概由“东亚”负责。这种经销办法，经销商不担风险，又能获得较丰厚的利润，鼓励了他们与“东亚”合作、与洋货进行竞争的积极性，这就使东亚毛纺厂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品推销网——“抵羊网”，加强了该厂在竞争中的实力。以华北地区为例，仅仅一年时间，已经使“洋货毫无活动余地，吾货独占华北之势己成”（《东亚历史档案》）。

　　　　　　二、筹措资金和运用资金的经营管理思想
　　资金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企业管理者的任务，是要以最优的方案筹措资金，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果，增强市场竞争力，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我国近代民族企业家，一般来说，资金都不够充裕，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缺乏充实的物质基础，容易被资金雄厚的外国企业所吞并。因此，民族企业要得到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来筹措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如何筹措和运用资金，就成为民族企业家经营管理企业最主要的内容。民族企业筹措资金的渠道和方法，主要有四种。
　　　　（一）靠企业资金的自身积累，将利润转化为资本
　　利润积累是企业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一些民族企业家把企业“公积金”的提留，即利润的积累看成是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成败的关键。张謇认为：“公积者，工商之命脉也”（张謇，《实业录》），深刻指出了利润资本化和企业生存发展的因果关系。同时，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追逐利润，而没有利润的资本化，不进行资本的再投入，获取更大的利润就无从谈起。资本积累和利润的积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此，张謇也有其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岂可望人以生利，而不裕其母财，禁骐骥之足而贵以千里耶？”（同上）“裕其母财”就是利润资本化积累，只有“裕其母财”，才有可能获取更大的利润，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既然资本积累对扩大企业资金来源及扩大再生产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分配企业利润时，一定要先留足公积金，否则，“分利过当，生犹不及”（张謇，《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然后再将利润剩余部分作为股息分给股东，绝不能把公积金挪作红利分掉，“不可不厚储公积，不预为之防也。至于未获盈利之新厂，更不得移本作息”。因此，企业要不断发展，在利润的分配上，就要保持一定的合理限度，做到“彼此计息，不可无限制”（张謇，《实业录》）。
　　荣氏兄弟在如何解决资金短缺方面，也有其独到的管理主张。他们在企业经营中，采取“肉烂在锅里”的积累方式，即添购新机，扩大生产。荣氏兄弟的经营指导思想是“要拿大钱，所以要大量生产”，为扩大企业规模，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荣德生提出，申新纺织公司“除发股息外，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利不断滚下去，用于扩大再生产”（《荣家企业史料》，上册）。其他民族企业，像大生纱厂、豫丰纱厂等，都把提取“公积金”作为追加资本、扩大企业资金的主要途径，少提或不提红利，“厚储公积”，并使之转化为资本积累。近代民族企业就是通过这种依靠自身积累的办法，使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增强了与资本雄厚的外国企业进行竞争的经济实力。
　　　　（二）靠银行贷款扩大生产规模
　　民族企业单凭企业自身的力量来积累资金，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们要获得充足的资金，就必须利用旧中国的生息资本，向银行、钱庄借款，以扩大企业规模，避免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困境。张謇认为：“用己之财则己之善，用人之财则人之善，知其未必善而必期其善，是在经营之致力矣”（张謇，《实业录》）。这就是说，借债经营虽有一定的风险，但只要“经营致力”，有效地利用借来的资金，从事企业经营而能获利，仍是可行的。
　　近代民族企业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一旦资金严重短缺，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为了生存，还不得不利用外资，以调节资金营运的盈虚。当然，在借用外资时，也面临着随时被外国资本操纵、挤垮的命运。因此，他们虽认为“外资可借”，但借来的外资必须用在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上。同时，利用外资，应不附带政治条件，以免为外人操纵和宰割。张謇在《实业宣言》中明确提出，借外债应“条约正当，权限分明”，“不可丧主权，不可涉国际”和“欲达借款之目的，必先筹还债之方”等正确的管理原则。
　　　　（三）自设金融机构，自调流动资金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有新式金融机构来为它融通资金，民族企业家也越来越意识到金融机构的重要性。穆藕初认为：“金融与百业发展之关系，无异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然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而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落后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需要，必须设立和健全银行机构来促进实业的发展。为此，民族企业家主张建立民间银行，以辅助中央银行，服务于工业所需资金的融通。张謇说：“唯有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设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厉行银行条例，保持民间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制，增办通货”（张謇，《实业政见宣言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所需资金的来源。可见，民族企业家既有创办金融机构的认识，也有在实业活动中缺乏资金的教训。许多民族企业家就曾自设金融机构，以积聚社会上的闲置资金，为企业的振兴和发展服务。穆藕初创办了中华劝工银行，起到了促进“国内工业之发达”，使“外来之劣货”“无可乘之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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