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

【本文由PB创新网为您整理】本文认为，虽然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是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但企业制度的本质却是如何创造和分配组织租金。现有文献往往含混地将“专用性”视为当事人获得组织租金的法理甚至经济基础，然而事实上，“专用性”不但不是当事人获得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反而削弱了这一基础。基于此，我们提出当事人获得企业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应该是“专有性”，并且这一变量极大地影响着企业制度的选择和演变。总之，我们认为现实中的企业制度安排并非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交易费用最小化的产物，而是理性的当事人相互博弈的结果。

关键词:专有性　专用性　组织租金　企业制度

国际上主流的企业理论是以威廉姆森等人主张的交易费用经济学(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1975，1985;Ｋｌｅｉｎ，ｅｔａｌ，1978)[1]为代表的。该理论主要(但并非仅仅)强调组织或合约安排的目的和功能在于保护“专用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的投资免受“套牢”或“敲竹杠”(ｈｏｌｄ ｕｐ)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理论核心。企业理论家们将该理论与“团队生产”和“中心签约人”(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ａｇｅｎｔ)思想(Ａｌｃｈｉａｎ＆Ｄｅｍｓｅｔｚ，1972)相综合，进一步提出“企业所有者”就是那些投资于企业专用性资产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Ａｌｃｈｉａｎ＆Ｗｏｏｄｗａｒｄ，1987)，即企业所有权是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由此，这种思想越来越成为企业理论的正统研究框架。沿着这一思路，主流经济学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非人力资本相对人力资本更具专用性，并且股东获得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经营的财务风险，所以资本家应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资本雇用劳动”的企业制度最合理。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又指出包括企业员工和经理在内的许多当事人都为该企业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同样面临被“敲竹杠”的风险和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所以企业应该实行“下赌注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 ｒｓ)[2]共同治理，分享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国内，张维迎(1995，1996)是前一种思想的代表;后一种思想的代表是崔之元(1996)，方竹兰(1997)，杨瑞龙、周业安(1997，2000)等。

毋庸质疑，这些研究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企业的认识并且能对许多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这些研究却并不能令我们十分满意。因为以“交易费用最小化”(或效率最大化)为指导思想的研究主要是站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讨论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最优产权安排和制度设计(Ｄｏｗ，1993)，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其主要功能在于阐述某种合约或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或有效性，因此带有浓重的经济伦理色彩。但是我们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以经济人理性选择为核心思想的社会科学，其特殊魅力也许并非在于证明现实社会应该怎样——虽然这也很重要——而在于揭示现实社会经济现象为什么是这样，即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其精髓，这种研究能帮助我们比较全面而真实地理解现实中的企业或其他制度的实际意义，并且这也是立法或改革能够切合实际的保证。因此本文试图引入“专有性”(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概念[3]，采取个体主义的实证分析方法探索从另一角度理解企业制度安排的意义，而不是把主要视角局限在企业制度如何保护专用性投资免受机会主义行为侵害这一点上。

为了使行文变得简单一些，也为了防止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因此在以下论述中所有提到的资源都分别独立地属于不同的所有者，除非我们有专门的说明。本文除导言外分五个部分，前两节分别批判了那种以“剩余收入”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为企业核心内容，以及把“专用性”当作当事人分享“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的传统理论;在第三节中提出我们的观点，并在第四节中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企业制度的分析中;最后我们将对全文进行简要的综述。

一、企业的本质——“组织租金”的创造和分配

Ａｌｃｈｉａｎ和Ｄｅｍｓｅｔｚ(1972)批判了那种以命令或权威来标示企业的思想(Ｃｏａｓｅ，1937)，并指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企业是一个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ａｇｅｎｔ)。这之后，企业理论的研究基本上被定格为对剩余索取权应该如何安排，就连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并主张用“剩余控制权”(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来标识企业性质的不完全合约理论最终落脚点，仍然还是“剩余收入”和“剩余索取权”——只不过该学派强调这种权利是通过与人力资本相关联的剩余控制权而获得的(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Ｈａｒｔ，1986，Ｈａｒｔ＆Ｍｏｒｒｅ，1990;Ｈａｒｔ，1995)。这就难怪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将企业定义为“贸易伙伴间的一种剩余权结构，它使得一方(雇主)有支配另一方(雇员)劳动的权利，并拥有双方合约(合约规定雇员劳动的报酬)的剩余权”(中译本，1999，Ｐ209)。正如导言中提到的那样，“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应该如何安排”已经成为企业理论的主流框架，而且又以研究“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为重点。

不可否认，“剩余索取权”在安排企业制度中十分重要。然而，当我们过于关注剩余收入的不确定性风险，并把“剩余索取权”的安排视为识别企业制度的标志的时候，我们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对更加重要和本质问题的讨论，即企业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组织租金的创造和分配。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之所以要创造企业(或组织)，并且企业能够存在和发展，无非是这种组织能够创造大于每个成员单干的收入。不过，在“单干”并不是可供人们选择的有效生存方式的社会中，可能更有现实意义也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企业(或组织)制度在于这种组织的常态是它所创出的总收益在支付了所有组织成员的保留收入，即满足了所有成员的参与约束条件(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之后还有一个正的剩余，而这个剩余就是“组织租金”——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超额利润”或“净利润”。可以这么说，保留收入的创造和分配并不是企业的特性，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理性人参与任何一项经济活动所必然要求的权利;但是组织租金的创造和分配却是企业(或经济组织)中独特的内容，是企业成员争夺的真正对象。

现有的不少文献通过暗含假设“合约收入”就是当事人参与该团队的“保留收入”，从而把“剩余收入”与“组织租金”混同在一起，当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简化对企业中十分复杂的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特别是有利于建立正式模型。但是“剩余收入”特指企业收益在支付了各种按事前合约规定的固定或浮动报酬，即“合约收入”之后的剩余，在本质上它们更多的是一组法律或会计术语，因此这一组概念难以从经济学角度十分准确地揭示有关企业组织租金创造和分配的内容。与此同时，剩余收入强调的是不确定性，因此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承担财务风险;而组织租金强调的是实际的好处，其所有者并非一定要承担某种财务风险。事实上，“剩余收入 合约收入”与“组织租金 保留收入”完全重合的可能性很少，剩余收入可能只包含了组织租金的一部分，甚至仅仅是当事人参与特定企业所要求的保留收入，比如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上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上市公司普通股东获得的实际收入可能只是保留收入(杨其静，2000);另一方面，事前固定的合约收入也可以包含部分、甚至全部的组织租金，比如在特许经营的商业模式中那些弱小的特许店往往要将大量的组织租金以商标使用费的形式按合同支付给授权方，自己留下的剩余收入可能只包含少许的组织租金。因此在某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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