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

”直译为“下赌注者——因为用这个词的绝大多数文献试图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专用性投资的当事人向特定交易下了‘赌注’，承担了风险，所以应该获得相应的控制权和风险报酬。”

3 Ａｌｃｈｉａｎ＆Ｗｏｏｄａｒｄ在1987年《对企业理论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专有性”(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也被译为“惟一的”)概念。但非常遗憾，他们仅仅提出了这个概念，却没有真正用它来研究企业制度，而是仍然关注于“专用性”。

4 由于“下赌注者”对自己提供专用性资产服务而要求的保留收入往往是私人信息，并不存在一个市场对这种产权服务的价值进行直接定价，所以这些报酬经常以剩余收入的形式支付，结果这些收入中或多或少地都包含着组织租金的成分;即使以固定收入的形式支付也会包含一部分溢价成分，如优先股权的股息。不过这些溢价部分并不是“下赌注者”的必然权利(杨其静，2000)。

5 胆量β=ｕ′(ω)/[ｕ(ω)-ｕ]，其中ｕ(ω)，ｕ分别表示当事人在收入为ω时的效用，和谈判破裂时的保留效用。其含义大致是:当事人希望在现有的既得利益(ω)的基础上再多要求一点额外利益(由分子表示)，但又担心现有的合作会因此而破裂造成既得利益的损失(由分母表示)，因此需要一种权衡。

6 杨瑞龙、杨其静(2000)指出主流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关于“资本强权”的思想可以在若宾斯坦因讨价模型中的时间贴现因子和物资财富的关系中得到很好解释。但这和“专用性”没有关系。

7 这两个模型还各有一个重大缺陷。Ａｏｋｉ将经营管理者视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具有“父爱精神”(ｐａｔｅｍａｌｉｓｍ)的裁判，这不但违背了个人理性的经济学基本假设，而且也因此将经营管理者在组织租金创造和分配中的极端重要性忽略了。Ｄｏｗ为了其模型惟一均衡解，不得不毫无根据地假设资本家先叫价，因为若宾斯坦因讨价方法的最终均衡解与当事人出价的顺序直接相关(Ｒｕｂｉｎ ｓｔｅｉｎ，1982)。

8 主张“下赌注者”共同治理的著名经济学家Ｂｌａｉｒ也观察到这一现象，但是很遗憾，她并没有就此对共同治理理论进行反思(Ｂｌａｉｒ＆Ｋｒｕｓｅ，1999)。

9 正是在这种不恰当的假设下，就有了这样奇怪的推理:“团队成员们为了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而委派(ａｓｓｉｇｎｔｏ)一个不仅拥有剩余索取权而且有权改变个别团队成员资格和团队绩效的监督者(ｍｏｎｉｔｏｒ)”(Ａｌｃｈｉａｎ＆Ｄｅｍｓｅｔｚ，1972，ｐ782)。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下，企业家的主动功能就被归结为“监督者”，企业也就被视为一个“监察装置”(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张维迎(1995)的论文在本质上就是该理论的一个翻版，因此在逻辑上犯了同样的错误(杨瑞龙、杨其静，2000)。

10 熊彼特(1934)深刻地指出“企业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老板或企业经营管理者，而是那种能够发现商业机会，并将要素组合或重新组合为我们称之为‘企业’的那些人。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1968)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企业家就是善于发现商业机会并能够将众多投入品整合为一个整体(即“企业”)的“投入品完成者”(ｉｎｐｕ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但是许多文献并没有认真地区分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者，因此论述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含混。

11 张维迎(1995，1996)等人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企业实物投资专用性给股东集体带来的风险与特定股东财务投资的风险之间的差别，将资本的担保功能和特定资本家实际承担的企业经营风险等同起来。不恰当地将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现象作为所有企业问题的原因，这必然难以发现问题的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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