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

蝟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

显然，一种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使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条件和要求。当社会上存在多种投资途径的时候，在“追逐利润是资本天职”的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拥资者必然会作出对自己最可靠和回报率最高的选择。事情十分清楚，在整个社会已形成高利贷投资环境的条件下，当“不发官利，则无以动投资者之心”时，社会的现实是：不接受官利，就根本不可能筹集到兴办企业的社会资金。因此， 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张謇“且亦赖依此习惯耳。否则资本家一齐蝟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的感叹背后所隐含的内容了。

当然，这里同时需要说明，官利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一种利益比较后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中有其客观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而改变这种制度，也并非一人一厂单独行动所能奏效，需要从整个国家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入手。因此，张謇虽然发出上述感叹，但并不表明他不同意改变官利制度。实际上，1914年，当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很快推出的《公司保息条例》，正是他力图利用国家权力对企业实行“保育”，希望利用国家的财力给企业三年筹办期以补助，改变企业在筹办期因无利润而使企业家创办企业热情低落、工商业难以发达的状况，就是他试图改变官利制度的一种尝试。他在“与财政部会拟保息条例给大总统呈文”中说：“凡民间集股结合公司，三年之内，多不能获利，以现今金融之耗竭，利率之腾贵，使投资者三年之间，无利可收，则群情观望，企业者无所藉手，商业之隆，盖无可望”。因此，“今以保息之法，由国家指定的款，专备保息之用，民间能结合公司资本达若干万元以上者，每年给予若干元，以为其资本之息。冀投资者对于将来，有无穷之希望，对于现在，又有自然之收入，庶几集股较易，而公司之成立较多，公司当三年之内，不须剥蚀资金，以应股本之息，则发达较速”。 然而，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极度困窘，张謇制定并极力想推行的这项措施，并未得以实行。官利制度也依然得以延续。

当然，对于能够存在并延续七十多年的一种经济制度，我们在看到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其多方面的影响，而不应当将注意力仅仅局限在资金领域。譬如，由于官利制度存在而导致的股东对企业主持者约束力的弱化，就很值得我们关注。一般来说，按照正常情况，拥资者购买股票成为某企业的股东后，与该企业之间便形成了利益相同利害与共的关系。为保证股东投资获得回报，制度上对企业主持者有相应的种种规定。如企业经营的大政方针有股东会和董事会等参与决策，有监事会和查账员对企业主持者进行监督和检查等。可由于官利制度的存在，却弱化了上述这些关系，弱化了股东对企业的关注和监督。“从股东方面来看，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收受股息，对于企业的经营并不感兴趣，只考虑股息愈大愈有利，毫不关心企业的经营情况如何。其结果，必然使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基础不稳固。这种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的公司、企业便不可能有稳固的发展”。 在对欧美考察归来之后，梁启超对中国股份制企业分配方面的评论是：“凡公司必有官利，此实我国公司特有之习惯，他国所未尝闻也。……故我国公司之股份，其性质与外国之所谓股份者异，而反与其所谓社债者同。夫持有社债券者，惟务本息有着，而于公司事非所问，此通例也。我国各公司之股东，乃大类是，但求官利之无缺而已……以其官利有着也，则习而安之……”。 张謇主持的大生纱厂在成立十二年以后才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张謇在会上所说的“历届虽有说略、帐略奉报，然始终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状者，股东中殆十居八九” 的情况，虽可能有其特殊的原因，但应该说并非个别现象。

显然，官利制度在近代中国的产生，是一种利弊共生的结合体。我们尽可以从其利或弊的方面找到例子。但是，如果跳出这个思维框架，从更深的层面思考，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的东西。譬如，从官利制度在近代中国产生以及普及延续的状况看，传统社会经济体制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力量决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往往导致某些东西发生变异，尤其是外来或引进的事物，更容易产生变异。但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内在动力，是否能，或者说怎样与外来的有优越性的东西结合，应当更多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和考察，因为，有生命力的经济模式，必然是最适合国情的模式。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存在达七十多年的这种经济制度的认识，不能简单的停留在给其下一个价值判断上，更应当关注的，是使其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使其得以生长的历史文化土壤，是这种长期存在的经济制度对今天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这些因素进行探讨，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富于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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