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绩效与现代企业理论：分析与思考

析这一主流经济学的企业本质观。其中心观点是企业就是“生产函数”，就是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一元决策者，它能够毫无成本地运用市场价格机制，依据技术“生产函数”的要求，以最低生产成本的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这种企业本质论完全抽象掉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素质和生产能力的差异，也完全抽象掉企业内外部经济利益关系或所谓的“契约关系”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制约，因而被人们称之为“黑箱”企业论。其二是契约论。这主要是由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本质观。它主要包括产权学派、交易费用学派、委托代理学派的企业理论。它们的中心观点是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或“契约网络”，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装置或契约安排。这种企业本质论的要旨在于通过分析企业生产的制度结构或契约关系来解破主流经济学的企业生产“黑箱”，并意图通过构建有效的制度结构来理顺生产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矛盾，为企业运营建立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以达到提高经济主体努力水平，减少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绩效之目标。从这个角度讲，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企业论的拓展与修正。问题是这种拓展与修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忽视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知识积累和生产能力提升等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东西。其三是能力知识论。这主要是管理学中产生的核心竞争力理论的企业本质观。其中心观点是企业在本质上是各种资源与能力的集合，或是知识的仓库。企业绩效的源泉或决定因素在于培育、开发、扩散、整合、发挥和更新企业独特的难以模拟的资源、能力与知识。这种企业本质论，笔者认为它是在新经济或知识经济背景下，从生产力系统运行角度来解破主流经济学的“黑箱”企业。从这个角度讲，也是对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企业论的拓展与修正。问题是这种修正也走向一个极端，即在强调能力、知识等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忽视了企业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应有作用。其四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关系统一论。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企业本质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企业运营的分析，揭示出企业的本质，一方面是分工协作的生产组织，是有别于市场关系的等级组织，另一方面，企业的本质又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载体与体现，所以企业是社会生产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有机统一，要提高企业绩效，则不仅要扩张、更新企业内部的生产力（在当时的金融资本决定一切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认为企业的生产力主要是由资本量所决定），而且必须变革企业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显然，这里体现了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的企业本质论相比于前面三种企业本质论更为全面、更为科学地揭示了企业的本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社会时代背景的变化，决定了马克思所分析的企业生产力，没有像核心竞争力理论那样，能够立足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背景，侧重于知识形态或技术形态的生产力进行企业竞争优势分析，同样地，马克思所分析的企业社会经济关系，也没有像新制度经济学所分析的企业契约、制度那样具体化和微观化。

　　为此，我们认为要探讨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企业本质论的基本观点，并依据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有机地融合管理学中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合理观点，来进行全面、辩证、系统、动态的分析，具体如下：

　　第一，完整地讲，企业绩效是由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综合决定的，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是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的有机整体。制度创新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前提。管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技术创新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工艺、技术、设备向更科学、更先进层次迈进，而且它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创新只有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推进企业工作，切实增强企业活力与提高企业绩效。事实上，成功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是一个与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相结合的有机体系。例如，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特色的海信集团，其技术创新机制内涵了有序运行的决策与管理机制、目标拉动机制、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与激励机制、积极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动态管理与风险约束机制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显然，这里的技术创新机制内涵了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可见，我们要分析企业绩效，必须持全面系统的观点。

　　第二，一般而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要提高企业
绩效，关键在于提高企业内部生产力水平，在新经济背景下，主要是要提高以知识、技术为载体的核心生产力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管理与完善制度，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如果我们能够对影响企业绩效因素进行层次划分的话，那么，企业生产能力系统是第一层次或核心层次的因素，企业管理或企业内部的充分竞争与治理结构是第二层次或中间层次的因素，企业外部的市场竞争环境与企业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包括产权制度——这里主要是归属意义上的产权制度）是第三层次的因素。以此看来，企业生产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根本。这点，在制度均衡与市场完善的假设条件下，更是如此。问题是，这三大层次的因素是难以分割的，也是难以独立发挥作用的，并且制度完全均衡与市场完全完善的假设也是难以成立的，所以我们难以厚此薄彼，否则，是一种机械的观点。

　　第三，动态地看，影响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会随着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企业核心生产能力存量与流量不变，以及企业内外部契约关系或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依据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的观点，如何依据企业所面临的技术条件（即企业部门间的竞争程度和协调程度）、概率性震荡的性质以及企业员工的信息处理能力，选择最有效率的信息体制或组织结构，以协调配置企业核心生产能力，对于提高企业绩效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实质上是强调企业管理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企业处于体制变革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制度处于失衡或严重非均衡状态，如何通过制度变革（尤其是产权制度），协调企业内外经济利益关系，完善企业契约制度，以构建具有激励效应的制度规则，则对于提高企业绩效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四，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两个不可忽视的鲜明特点：其一，任何经济现象、问题的产生，其背后都有着非常的成因；其二，旧体制的残留、新体制的不完善、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以及制度变迁中出现的“锁定”（Lock—in）轨迹的不良影响，均会深刻地影响、制约着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从某种意义上，体制因素还可能是企业绩效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在探索我国市场化改革中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一方面不能采用单向思维，而应从多角度进行多维分析，这是“两点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可忽视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这是“重点论”的要求。就我国国有企业看，在其制度变革过程中，由于外部制度变革的不配套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改革的不同步，导致企业外部的法律、会计、审计、政府职能、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变革与建设严重滞后于企业制度的变革，结果产生了企业外部制度与企业制度不能相互适应、相互发展的制度不对称现象。在制度不对称下，引起了国有企业经济行为的进一步扭曲和普遍、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这严重地制约了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由此可见，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制度不对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提高其经营绩效的一个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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