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绩效与现代企业理论：分析与思考

统一，完全竞争只是一种理论模型，这就决定了竞争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且，任何竞争都会引发垄断、外都不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不足、隐闭经济信息、限制科技产品开发速度等问题，如此则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失效，这就决定了竞争的功效是有限度的。其二，现代市场经济是竞争与合作的统一。竞争是源于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经济人”假设，它可以有效驱动人们的利益激励机制，形成促人奋发向上的制度安排，深化社会分工，提高经济效率；合作是源于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社会人”或‘伍德人”假设，它可以创造集体力、节约生产资料、快速完成紧急任务，可以融洽人们情感、形成适宜的工作氛围、提高“于中学”的人力资本，有利于“团队效率”的提高。因此，我们不能仅立于“经济人”假设，寻找竞争均衡与竞争收益，还必须立于“社会人”与“道德人”假设，探索合作均衡与合作收益，努力提高团队合作效率。

　　4．竞争绩效的产生有赖于市场的完善和市场得以有序运作的制度结构的建立与完善，否则，则会产生无序竞争，从而出现低效率竞争。有效的市场经济应具有丰富多彩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结构。科斯从产权角度说明：产权制度的建立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产权界定直接影响市场的有效运作和最终绩效。布坎南从宽泛意义的制度上强调：只有在正确设计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内，市场从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才会产生出一种自然秩序，如果没有明确的产权和适当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将不会出现一种价值极大化意义上的有效率的自然秩序。我国的市场，不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在市场化改革中人为推进的，不仅市场体系不健全，而且确保市场有序运作的制度结构也不健全，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市场是一种不完全意义的市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和市场制度环境的扭曲，必然会引发企业竞争地位的不平等，致使市场竞争难以实现优胜劣汰这种应有的功能，而且还容易滋生“过度竞争”，促使全行业低效益运行，从而出现低效竞争。江小娟以棉纺织行业为例，分析了我国市场化过程中的低效率竞争。  

　　5.竞争是激发劳动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激发劳动积极性不能完全依靠竞争。劳动积极性，从本源上说，是来自于生产经营者欲望或需要的满足。而在人性上，既有“好斗”或倾向于“竞争”的一面，也有“好和”或倾向于“合作”的一面，所以竞争只能从一个方面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不能完全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这也就决定了不能完全依赖竞争手段来提高努力水平与效率水平。对于具有浓厚“和为贵”文化积淀背景的中国人来说，竞争需要的强度不是十分突出（据被调查的82种需要中，竞争需要的强度只占67位），由此决定，在我国要调动劳动积极性，更主要的应是如何融洽感情，而不是过分强调市场竞争。

　　最后，我们来评析核心竞争力论。核心竞争论与产权论和超产权论完全不同，它不从经济利益关系的理顺角度而从生产能力的提升角度探寻企业绩效与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从哲学的高度讲，这是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寻找问题的答案。笼统地说，这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核心竞争力论完全忽视了企业经济关系的理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制约，没有从企业是生产能力和经济利益关系或契约关系的矛盾统一体这一本质认识出发，来全面地分析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也没有依据经济条件的变化来动态地分析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由此使它表现出明显的形而上学性与片面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从企业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统一角度讲，我们认为企业绩效是由企业生产力（尤其是核心生产能力）、企业经济关系（核心是产权关系）以及市场竞争关系这三大系统因素决定的，其中，生产力系统是核心层次，经济关系系统是中间层次，市场竞争是外围环境层次。依此，我们可以一般地推论：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是源于企业生产力系统。但是如果我们辩证而动态地分析问题，则应看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理顺企业经济关系与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于提高企业绩效，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因此，割裂决定企业绩效三大系统因素之间的有机联想，忽视企业经济关系与市场竞争关系对于决定企业绩效的应有作用，静态孤立地强调核心生产能力对于企业绩效的决定性作用，也是片面的与形而上学的。

　　2.如果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契约理论与管理学的企业能力理论结合起来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必须看到，决定企业绩效的能力或核心能力不是纯技术性的生产能力，而是带有技术性、管理性和治理性等多重属性的综合能力体系。这里既有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技术性能力体系，也有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性能力体系（包括管理性与治理性能力体系），这两种能力体系统一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生产与营销等经营活动之中，形成企业的各类综合能力或核心能力，决定着企业经营绩效的高低。依此而论，我们可以发现，核心竞争力理论的片面性在于狭隘地理解企业的本质与企业核心能力，把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仅归结为技术性能力，由此忽视了体制性能力体系在决定企业绩效中的应有作用。

　　3．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一般地推论，企业绩效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企业内部生产力水平或企业内部的资源禀赋，但是作为各种经济利益关系载体的企业，其经营活动必须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基础，由此决定企业内外部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深刻地影响、制约着企业经营绩效。对于某些处于特殊经济背景，如处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企业而言，制度因素甚至可以成为企业绩效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正因为如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生产函数既依赖于技术进步，又依赖于企业内外部的制度结构，并且特别强调制度规则的功能。据此，新制度经济学者詹森、梅克林认为必须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他们讲；“企业的生产函数决定于权利的规定和统制契约的法律或博奕规则。在现有的技术和知识条件下，企业可达到的最大产出就不再仅仅取决于‘物质上’的可能，企业生产函数取决于企业赖以经营的契约缔结和产权体系”。尽管他们的观点有一定的偏颇，但从某种角度讲，还是可以成立的。

　　4.现实地看，我国国有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装备与知识存量等生产能力，一般而论是不低于非国有企业的。仅以融资为例，国有企业不仅享有中央与地方的数额大、范围广的财政补贴与支持，而且占有约70％的银行短期贷款，并享有优惠的长期贷款、“封闭贷款”、“债权转股权”等银行支助，此外，国有企业还可以认证券市场和专项基金获取融资支助。但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却成了不争的事实。以1995为例，该年的资金利税率，国有工业为8％，集体工业为8．9％，其他类型工业为8.5％。全员劳动生产率若按总产值除以全部职工人数计算，则国有工业为4．33％，集体工业为5.22％，其他类型工业为12.48％。可见，如果不考虑企业的具体经济背景与环境，而简单地套用核心竞争力理论来解释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是不能完全符合经济现实的。

　　我们的辩证思考

　　关于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的探讨，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对企业本质有正确的认识，在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纯技术生产函数标准、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标准和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核心生产能力标准的基础上，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与方法去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历史的分析。　　

　　迄今为止的经济理论关于企业本质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四种观点：其一是生产函数论。这是从新古典经济学到现代投入产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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