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

中，我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0.482％，而所有转型国家的这一比重的平均数为0．91％。但是，国际管理发展机构1999年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表明，我国的科技国际综合竞争力指数却远远好于俄罗斯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支出额占整个研究与开发支出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转型国家，我国为65％，在世界竞争力企业R＆D排在15位，该数值与日本相当，而俄罗斯仅为16％。

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由于自身制度安排的缺陷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开发与研究。但是，对于转轨过程来讲这种制度安排却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国有企业可以在移植、模仿和赶超具有确定性的技术时具有克服市场提供公共品不足和政府缺乏激励的优势，这也是我国1994～1998年国际竞争力从4位提高到24位的关键。具体原因在于：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把科技活动的中心从原有的国家主导的研究院和高校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转移。②在转型时期，国家的重点在于提供转型制度和改革，难以有物力和财力来承担原有技术赶超任务，而非公有制的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和市场的引导下，不愿意提供技术开发等公共品，而只想成为具有及时利润效应的技术移植者。东欧转型国家近10年来科技竞争力的下降，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在国家职能转换的同时，没有在市场中建立起来技术公共品的提供者。事实证明，在我国近几年的技术交易中，国有企业间的技术交易占总交易仅仅20％多一点，而国有企业转向非国有企业的技术交易达到近60％，②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90年代以来已逐渐成为“技术扩散中心”。

作为“技术扩散中心”的国有企业定位首先解释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原因。1980～1997年，国有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图2则更进一步表明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力度远远大于其他经济类型。



但是，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充当“技术扩散中心”的定位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与传统计划经济不一样，国有企业建立“技术扩散中心”的资金不是来源于国家无偿拨款，而是来源于各种贷款和自筹投资（见表1）。国有企业贷款导致的利息和财务负担是国有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统计数据表明，有298家大型企业的利息支出相当于亏损额的80％。另外，国有企业在大量进行基础技术开发研究以及基础设施的投入的同时，非国有企业却通过各种途径免费或低价获得技术，享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基础设施，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这也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上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图3表明，在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福利负担的绝对额虽然减少了，但是提供的社会福利比重依然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并且其相对福利负担是越来越加重了，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福利负担并没有随着我国的“国有企业战略性退出”而呈比例的缩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l）住房、教育、医疗设施支出负担。国有企业承担了城镇居民住房的一半左右的建设，此外，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大量的教育及健康开支，90年代中期，他们承担18000多所学校的开支，国有企业建设和管理的医院床位占全国床位的1／3。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占其销售收入的7．6％（世界银行，1996）。

（2）冗员工资负担。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的抽样调查和国内专家普查资料，国有企业的平均冗员达到20％。①根据同期的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我们可以计算出国有企业的冗员工资负担和冗员负担指数。从表2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远远大于其利润总额，冗员的财务负担指数逐年增加。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就可以减少这些负担。事实上，自1993年以来下岗职工的国家财政负担的增加额度可以清楚地表明表中数据的可靠性。1993年全国的下岗职工为300多万人，各级财政负担和企业直接支出的下岗费用就达300亿元。根据刘源的统计，国家对1998～2000年3月的下岗职工支付的生活费用就需要888亿元。如果严格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进行富余人员的分离，这笔费用将达到1000多亿元。



（3）直接的社会福利费用负担。国有企业直接负担的社会福利包括在职职工的劳动保险费用、社会保险费用和离休、退休、退职职工的费用和福利保险费用。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保险福利支出在1994年是集体企业的2．3倍，是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16倍，这种比例基本维持到1998年没有改变。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在1994～1998年仅此就会多开支近7000多亿元。1994年以来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的保险福利费用支出总额比非国有企业的支出每年多1000亿元。事实上，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离休、退休、退职职工的人均费用高于集体企业近1倍多，高出其他类型企业10多倍，仅此项开支，国有企业多支出6000多亿元。这些直接社会福利费用的支出严重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财务负担和对利润的冲销，李培林利用508家国有企业的抽样调查的数据证明了上述的整体分析。表3表明了国有企业因社会保险福利负担在财务竞争上的劣势。这种负担严重恶化了国有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效率状况，也就成为国有企业财务效率指标直线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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