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

资源的非效率问题，从整体上达到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

虽然现在的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本手段，但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样决定了它宏观经济效率的定位。而实施这种宏观效率定位的途径就从传统的计划资源配置方式让位于国有企业这种介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依然是国家对整体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实施控制的根本手段之一。在过渡时期和转型时期这种宏观效率的定位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市场的不完全和经济结构的转换决定了以较为完善的市场制度为实施前提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缺乏实施的基础和传导机制。所以，国有企业的效率定位不仅仅是单个组织的微观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宏观效率。其具体体现是，国家利用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把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政策的直接传导工具。

3．过渡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

在渐进改革的过渡期间，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如何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并取得宏观经济效率呢？其关键就在于国家必须对改革次序和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改革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控制和制度调整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建立在经济控制基础上的结构调整的过程。国家作为制度变迁的推动者不仅仅需要暴力支持和第三方强制约束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需要直接的经济支持。因为国家的政治功能并不足以提供国家必需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同时过渡期与转型期市场的无序性决定了国家所必需的经济支持是单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无法提供的，它依然需要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安排充当利益冲突的协调器和缓冲器。这集中体现在：需要国有企业提供部分国家短时期无法提供的社会福利，需要国有企业吸收转轨和经济结构转换游离出来的部分富余人员，以实施部分再分配的职能。国家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介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制度安排直接控制改革的速度和改革的路径，同时把它作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传递机制，提高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效率，为实施渐进改革打下基础。因此，过渡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是国家实施渐进改革、控制改革速度、控制改革路径以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这也是中国渐进改革成功，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而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改革失败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的私有化使国家失去了控制改革和宏观经济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

现有理论虽然认识到国有企业作为公共品和社会福利提供者的功能，并把它定位于“市场缺陷的弥补者”，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因为在处于制度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的社会里，市场的不完全决定了任何物品和服务都可能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技术成为公共品”、“制度成为公共品”、“宏观经济稳定和良性发展成为公共品”、“社会稳定成为公共品”。新古典经济学简单的公共品理论是难以解释国有企业的定位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本质性质在于：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克服系统性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协调器”，在后赶超时代作为“技术移植、技术模仿、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的中心”，在过渡和转型时期它作为保证宏观经济效率的“稳定器”，在渐进制度变迁中作为国家控制改革速度、改革路径以及改革效率的“控制器”。

国有企业要在过渡时期起到这些作用，政府就必须对它进行直接的投资、控制和协调。而大规模持续的投资（主要反映在固定资产投资之上）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技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稳定经济、控制社会稳定、提供各种福利和公共品等宏观效率功能定位决定了其微观效率的恶化。因此，国有企业“效率悻论”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定位。

三、 理论解释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1．作为过渡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和改革进程的控制器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

在赶超和过渡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体系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如何才能有效的控制制度转型的进程，是国家面临的大难题。中国的渐进改革把国有企业定位于“过渡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和国家控制改革的控制器”，其理论基础就在于国有企业是克服和协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协调器。一方面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要求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接受市场的约束和激励；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财政补贴和“金融约束”间接控制国有企业，从而把国有企业视为国家宏观调控直接传递机制。这是主要体现在：①国有企业是对国家各种宏观经济决策反映最为积极的市场主体；②国有企业的投资周期对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存在反向调节或遏制的作用；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发放等金融支持和财政支持与非国有企业的扩张是不一致的。

从近2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可以看到，物价的波动直接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规模密切相关、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不相关，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密切相关、与物价指数增长速度不相关，并且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与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也不相关。这些指标表明的是：在过渡经济中，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波动是市场波动的根源之一，这种波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十分有利，而国有企业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则在扮演着平衡市场波动和推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角色。  

国有企业的上述作用是中国在过渡时期取得宏观经济高效率的保证，但是国有企业发挥这种作用是有代价的，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国有企业在逆市场波动的活动中，许多投资并不是适应市场的，其投资的产业定位往往是那些市场化较低、财务效率较低的产业。以国有企业10年间在不同行业所占份额变动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①基本份额不变或略有下降，主要集中在一些垄断行业，如木材采运、烟草加工、石油开采、电力、煤气、自来水，共计7个产业。②基本份额在40％～70％之间，例如煤炭、有色金属开采和加工、医药、化学、钢铁、交通运输设备等，主要为垄断竞争行业。这些产业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其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有一定政策限制和资金技术限制，但同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③基本份额为30％左右，例如纺织、食品、印刷、化纤、橡胶、机械共计13个产业，这些产业主要是竞争性行业。④基本份额在10％左右或以下，例如服装、金属制品、塑料制品、文教体育用品、家具和皮革等共计7个行业。这就是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上富有效率而微观效率恶化的原因之一。

当然，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稳定的税收基础也是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控制的有利保证，但这直接导致其财政贡献和相应的税收负担远远大于其他经济类型（参见图1）。而这也是国有企业财务业绩直接下降的原因之一。

2． 作为“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中心”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

技术对赶超国家和转型国家来说具有严重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单纯的新古典市场经济体系无法真正实现技术赶超的目标，无法实现动态创新效率。但是，这种新古典市场经济的失灵并非意味着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利用政府行政性指令进行技术模仿、技术移植和技术赶超，因为政府也存在着严重的失灵问题，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失灵往往是一个比市场失灵更严重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方案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设计，即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之间寻找一种妥协性的制度创新——国有企业，一方面把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另一方面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带有产业性技术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来调和上述的两难问题。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转型时期的重要定位目标之一就是“技术模仿、技术移植、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的中心”，这种定位的宏观经济效率可以从国际比较体现出来。 在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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