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企业(规模)边界
[关键词] 流通企业;规模;交易专业化;分店扩张;选择性干预
一、回顾
企业作为一种盈利性组织,必然具有规模扩张的倾向,但这一倾向实际上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企业规模可以无限扩大吗”是经济学界由来已久的一个理论谜团。Frank Knight(1921)最早提出了这一困惑:“理论上遇到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因为垄断收益可以给企业带来强大的激励,使之不断地、无休止地扩张;只有靠某种同样强大的、能使效率降低的力量,才能抵消这种扩张。” Knight将限制企业规模扩张的力量归于管理收益递减,理由是:企业越大,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就越大。他实际上是把企业规模受限制归因于(企业家的)有限理性条件。Ronald Coase(1937)对Knight的分析很不满意:“Knight教授似乎认为科学地分析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是不可能的。根据我们上面所提出的企业概念,我们现在就来完成这一任务。” Coase认为交易既可以在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来组织,也可以在企业内部通过雇主权威(计划)来组织。前者的代价是市场交易成本,后者的代价是企业内部组织成本。随着更多的交易从市场转移到企业内(企业规模扩大),组织成本将递增,直到与市场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这时企业规模得到了确定。然而,Coase在分析组织成本递增的原因时沿用了Knight的“管理收益递减”之说,只是他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指企业家才能)价格的变化也可能对企业规模产生影响。
之后,关于经济组织、企业性质及其规模的讨论曾一度停滞,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重新兴起(Tracy Lewis, 1983)。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企业规模问题:如果大企业能像小企业一样恰当地利用生产要素,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做小企业所能做的一切,甚至做的更好呢?因为它至少可以将自己复制成和市场上有效经营的小企业完全相同的小企业集合。Lewis认为现实中企业规模受限制的原因是政府的垄断管制政策。Oliver Williamson(1985,2002)不同意Lewis的看法,他认为将大企业“复制”成一群小企业必然要辅之以选择性干预(即,只在预期净收益为正时才进行干预),但实际上选择性干预是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企业规模增大,企业科层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将更加复杂,内部信息传递的扭曲程度也越来越大,2 再加上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如会计造假)、官僚主义无能、个人激励弱化、内部游说的危害等,共同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低效率。Williamson称之为“控制损失(control loss)”。 Paul Milgrom和John Roberts(1990)正式分析了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在信息要求与传递方面如何造成科层高成本——中央权力的成本。他们认为,“……这一中央权力的存在与有效率的选择性干预政策是不相容的。干预权必然包含着无效率干预的权力。然而,这种干预即使在总体上缺乏效率,对于某些人和团体来说却是有益的。因此,或者进行无效率的干预,资源被用于干预活动或阻止干预的活动上;或者限制干预权力,而这意味着必须放弃某些有效率的干预。”他们详细说明了掌握中央权力的人出于自利动机而滥用权力的成本,以及组织中的其他人出于自利而劝说掌握中央权力的人过度地或错误地使用权力而造成的影响成本。事实上,Milgrom和Roberts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Williamson的“复制/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定理”。
与交易成本理论相对应的另外一种研究企业边界的方法是产权理论。它始于Sanford Grossman和Oliver Hart(1986),Oliver Hart和John Moore(1990)、David DeMeza和Ben Lockwood(1998)、Raghuram Rajan和Luigi Zingales(1998)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们把企业边界看作是一个产权配置问题,即企业边界对应于企业的产权范围。Bengt Holmstrom和John Roberts(1998)详细比较了研究企业边界的交易成本方法和产权方法。3 限于本文分析目的,我们对研究企业边界的产权方法不作详细回顾。
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企业性质及其规模的讨论对于流通企业来说,至少出现了以下几点忽略:第一,现实中的企业至少可以分为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二者在经济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第二,流通企业的复制(分店扩张)和现代企业理论中复制之说具有明显不同;第三,信息、控制、管理、交易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对企业规模有重大影响。这些忽略使得他们基于生产企业的分析结论并不能用来很好地解释流通企业。
二、流通企业相对于生产企业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异
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将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统称为工商企业或企业(business enterprise或firm),付诸同样的理论处理,掩盖了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异。生产企业主要从事生产,谋求生产的专业化利益。流通企业专职于交易,谋求交易的专业化利益,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或提供者),它的产出直接表现为交换效率。
Harold Demsetz(1997)在比较新古典企业理论和Coase开创的企业理论时,虽然明确提出了“即使交易这一服务也是由企业来生产的”,但他并没有特别地区分出生产交易的企业就是流通企业,而是集中于单人企业(自给自足)、多人企业和市场交易之间的关系。杨小凯(1990,1998)利用他的分工理论分析了专业商人的产生及其专业化交易的性质。他认为交易活动也可以在自给自足和专业化之间进行选择,而专业商人其实就是交易的专业化选择。4 尽管杨小凯并没有明确使用流通企业这个词,但他对专业商人的分析显然具有流通企业的涵义。柳思维、李陈华(2003)沿着杨小凯的路线,从分工、专业化和交易成本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流通企业的产生及其交易专业化的性质。
流通企业的产生根源于分工与交易的两难冲突。交易成本越低,分工发展越快,专业化利益相对越大;而分工越细、专业化水平越高,交易次数越多,交易形式也越复杂(如企业形式和政府形式的交易),交易成本越高,从而又限制了分工的发展。因此交易成本或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了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这一两难冲突是专业化于交易活动、提高交换效率的流通企业产生的经济根源。流通企业的主要经济功能正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从而推动交换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提高。流通企业的本质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提供者。
流通企业完全专业化于“交易的生产”,拥有一定的资本规模、专用的交易技术和成熟的流通网络,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交换效率。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流通企业以集中交易替代各个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分散交易以减少交易次数、以程序化交易替代一次性交易以降低交易风险、以合理的网点设置以缩短交易距离,充分实现了交易“生产”上的规模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2)流通企业专业化于交易活动,边干边学,其交易技能在使用中日益熟练、新的交易技术不断创生、流通网络逐步扩大并渐趋于完善,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专业化利益);(3)流通企业的高度专业化使得其自身也被“套牢”于高度专业化的交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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