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网际网路兴起之政治经济学分析

至1997年的39 %；数据机占全球产量的39 %（1995）与44 %（1997）；而ISDN转接器与数据机则由1996年的3.6 %占有率，成长至1997年的15.5 %。这说明了台湾网路产业在全球网路制造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并显现台湾网路产业与全球化经济的依存关系。
（二）与网路相关的软体、硬体以及服务业发展

1. 网路相关硬体的成长

台湾无论在网路软体、硬体以及商业服务业方面，过去这几年都经历了显著的成长，电脑网路产业的产销值也逐年持续上升当中。以区域网路产品而言，1995年产值为454.4百万美元，而1996提高为553百万美元（成长率为21.7 %）；数据机部份，1995及1996年产值分为518与870百万美元，成长率为68 %，而数据机产量方面则成长了33.7 %（资策会，1997b:32）。如表七所示，乙太网路卡、集线器、区域其他产品、桥接器/路由器、以及网际其他产品等网路产业主要硬体项目产值，1993-1994与1994-1995年间成长率分别为30.9 %与27.2 %。

同时，我国网路关键性零组件市场，在全球之地位亦与日俱增。在1995-1996年间，与网路卡（由57.8增至62.4百万美元）、集线器（由22.4增至37百万美元）、交换器（由0.33增至7.5百万美元）与数据机（由339增至518百万美元）有关的零组件市场日益蓬勃，总额由1995年的420百万美元增加至1996年的625百万美元，成长率为48.81 %（资策会，1997a:80）。 由此可知，台湾网路相关硬体产业，包括区域网路产品、网际网路产品、以及关键性零组件产品，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使网路市场的发展，对企业的成长依资策会资讯市场情报中心的分析（资策会，1997e:181），1996年台湾与网际网路相关的业者，总共约有350至400家。其中，网路资讯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有30-40家，系统建置、首页设计、资讯服务业者约150-200家，网路咖啡、红茶店有60家，资讯内容提供有50家，网路电子商店30家，而网路行销、广告企划公司约20家。同时，在1995年10月到1996年一月这四个月期间，国内的加值网路服务公司增至20个，成长了54 %，网路顾问服务公司增至38家，成长81 %，而网路教育训练公司，则增至15家，成长了50 %（资策会，1996:45）。因此，这些以电子商务市场为主的商业与服务业，也正在台湾经济活动中不断的发展。

六、资本主义重组与全球化经济下台湾网际网路的兴起

台湾网际网路的兴起，是在资本主义重组后的全球化经济发展的环境下产生的。资本主义扩充全球市场的欲求，提供了电脑与电讯产品的创新动能，因此使传播与资讯相关工业，成为当前最炙手可热的投资对象，且在世界经济中也成长的最快，取代了以往钢铁、铁路与汽车所扮演的角色（McChesney, 1996:111）。在全球资本经济中，透过在跨国公司间产权的交互拥有、合作事业之发端、合并与结盟等方式来扩大市场经营范围，一种具弹性（flexible）的资本累积体系已俨然形成。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Bettig, 1997:141），资本主义逐渐由散落的、地理上流动的特质所构成。并且，变得以更有弹性的方式来回应劳力市场、劳动过程与消费市场。

曼纽·喀司戴尔斯也指出（Castells, 1996），资讯科技革命的出现，经复杂的科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而使人类社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变迁。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部门与全球经济以及世界地缘政治（world geopolitics）形成互动，使资本主义经历一种全球化的重组，以资本主义化的（capitalist）与资讯化的（informational）面向扩充发展，并落实了一种新的生产、传播沟通、管理与生活方式。整体而言，这种形式以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statism）为生产模式，辅以工业主义与资讯主义为其发展模式，而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资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藉分散形式的新兴网络，使全球化资本愈来愈集中化。同时，这样的发展也使国际分工模式重新改组，以日本为主导的亚太地区形成新的核心，与美国、西欧共同成为各自独立而相互连结的三大强权（triad power）。

从推动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到全球资讯基础建设（GII）的发展，这三大强权的国家与资本家，藉跨国性组织的结盟与合作，扮演了主控性的角色，建立了这些国家在全球竞争上的绝对优势，进而控制发展中国家较小型的市场。台湾以及许多非强权工业国家也在这一波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重组中，由国家结合公、私营部门资源，提供对资讯与网路产业的广泛支持，并由政府进行经济自由化与私有化、管制的解除化、以及建立配合全球经济发展的国际标准与相关法规，并为连结全球市场进行努力。如布雷司洛（Breslow, 1997:237）所指出，在此过程中，网际网路和过去电视所被建构出来的性质一样，在商业与政治利益力量的介入下，网路已同时被塑造成一种「商品化的传播机制」（commodified communication apparatus）以及是市场化的产物。莫斯寇（Mosco, 1996）在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当中，除了提及传播商品化的分析外，他还说明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 ━「空间化」（spatialization），亦可以用来解释网路的发展。空间化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克服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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