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被免职，谁来为贫因大学生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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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下半年有经济学家针对中国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提出大幅度扩大大学招生，新增学生一律自费，每人收费一万的馊主意并被政府采纳后，一方面大学招生人数大幅度上升，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速度“大跃进”，另一方面学费则更是成倍增长，由以前的一年几百上升到一年几千。在短短的几年里，大学生在校人数和学费，都翻了几倍。尽管笔者早在1999年就写了一篇题为《警惕“教育市场化”的误导》的文章，提出大幅度提高学生学费这样的“市场化”、“产业化”的行为，可能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并发表在当年的《教育与经济》第3期上，但人微言轻，甚至还遭到公然的反对。但实际结果如何，只要看看教育产业化导致的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的出现的种种悲剧，就不难得出结论。在笔者的视野里面，有如张保庆副部长一样，怒斥教育乱收费、公开坦诚大学收费偏高的高级官员，还找不到第二个。现在张保庆副部长被免职了，谁来为贫困大学生说话？
时下都在兴学习“三个代表”，众多贫困家庭看不起病，其子女不起学，难道这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根据大学学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中国当前的大学收费不光是世界最高的，而且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的大学生培养，相当多一部分是“闭门造车”、“照本宣科”，导致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以致出现了大学生月薪500、600元的报道。而与之形鲜明对比的是，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不少地方开价每月工资二、三千元甚至更高，还招不到人。做为大学，是不是该反省反省？
顺便要指的是，尽管有杨振宁这样的“著名人物”声称“中国的大学教育办得很成功”，但这无疑只是想替中国目前百病缠身的教育遮遮羞而已。在此，不妨公布几则数据和事例：
就算对诺贝尔奖是否公正的质疑有道理，我们再来看国内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等各类拔尖人才的情况。据资料披露，现在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仅仅10多万人，而对比之下，截止1999年，我国培养的博士有3.5万名、硕士39 万名、学士近420万，三项合计达460多万（大学生.1999.10p58）。可据《新华日报》1999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998年底中国科学院有629名院士，其中507名是留学回国人员，所占比例为81%；中国工程院423名院士，其中227名是留学回国人员，占54%。另据统计，教育部所属44所高校的校长、副校长、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工程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留学回国人员的比例超过50%；经专家严格评审，跻身“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行列的有2/3以上是留学回国人员。此外，国家人事部的“百千万人才工程”，共青团中央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国家科技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以及“八六三”项目的负责人中的半数以上，都是1978年以来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一边是10多万，占有各类拔尖人才的百分之六、七十，另一边是400多万，所占比例却只有百分之三、四十。强烈而又鲜明的对比，给人带来的是沉重的思考。
不光诺贝尔奖空缺、拔尖人才所占比例相形见绌，就是管理人才、工程师、技术工人等，也严重不足。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 我国企业界对“国内劳动力市场上是否有合格工程师”和“国内劳动力市场上是否有合格信息技术人才”两个问题的打分是参评国中最低的，分别位居倒数第一和第二。这既揭示出这两类人才紧缺的现状，也反映出我国企业家对合格科技人才的渴求，但实际上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指标居世界前列，每年各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理工科毕业生更是数目庞大。（陈娉舒. 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为何徘徊不前.中国青年报.2000.7.14(1)）
我国从事科技研究与发展的总人数和从事企业研究与发展的总人数均居世界第四位，但反映知识创新能力的基础科学指标居第三十二位；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近期才达到35%左右。（姚学峰：《知识经济与优化高校教育质量》，《经济日报》1998年12月28日）。我们的工程师和教授很少有领导世界新潮流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中国人对于世界科学的贡献率按国际论文的数量计不过百分之一强，而按被引用率计则只有约万分之一，而且我们的投入产出比也低得太约为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聂北茵.创新的本质是什么.中国青年报.2000.7.9(3)。
这些数据，无不反映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瓶颈”制约——高等学校教育质量。因为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技人员大部分是由高校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队伍庞大却竞争力低下，固然与体制、经费投入有关，但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