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内民主的意义和范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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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发表后，发展党内民主成为一种主流观念，这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身的生机活力并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大力进行党内民主的建设，并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为此，着力加强对党内民主问题的研究，深入探讨并努力揭示发展党内民主的意义、动力、内涵、界限和途径，是我国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旨在对此作一些探讨。


  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与党内民主的选择


  最近一个世纪最为引人瞩目的进展，除了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和经济发展的蒸蒸日上，就是民主在世界范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如果说二千多年前柏拉图等人把“民主”视为不良政体之一，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不少西方人羡慕希特勒的极权统治的话，那么在新的世纪之交，民主已经成为不以任何人和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


  面对世界民主进程的大势，我们应当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既不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也不拒斥当代民主进程的历史走向，而是既拥有人类政治文明的眼光，又立足于中国现实，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道路。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民主政治，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因为民主是一个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最有效的政治制度。民主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逐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它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认识到，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的不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且是政治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要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生产力，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能否建立高度的民主政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决定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课题。


  为什么说民主是一个最有效的政治制度？从政治学角度看，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有效维护政治合法性，虽然其积极意义不只这一点。所谓“合法性”，简单说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也可以说是政治权力以非强制手段维持其统治秩序的能力。若一政治体系能有效地取得和维系其权力合法性，则将大大有助于政府的运作和政局的稳定。因此，合法性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那么，合法性靠什么维系呢？不少人总有这么一种观念：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政治上的合法性。诚然，经济是基础，我们谁也不会否认它的重要性，但并非经济上去了，政治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政治合法性，这已被政治学反复证明了。更何况，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一定保证经济的增长。有关研究表明，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威权体制下，政权的合法性通常与政绩尤其是经济绩效纠缠在一起，只有高经济增长率才能换得民众对政治统治的支持和认可。由此必然的结果就是，政绩的不足特别是经济危机就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问题恰恰在于，经济总会有起有落，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一直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更不用说是永远了，因为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和周期，这通常是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把合法性与政绩（经济绩效）完全挂钩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危险，一旦经济上出现大的滑坡和危机，无论执政者是否有责任，都有可能导致合法性的动摇，甚至引起政治统治的崩溃。这是一把“悬顶之剑”。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引以为戒。把合法性建筑在意识形态和领袖的威望上不可能长久；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也不甚明智。


  目前世界上能够比较成功地、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安定与合法性危机的办法，就是依靠一种巧妙的“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西方发达国家均如此。这种制度安排的关键是把统治秩序与具体的统治者分开，合法性由统治秩序即制度提供，而政绩则与具体的统治者相关联，从而使合法性与政绩脱钩，进一步讲是使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公开，政治稳定不太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政绩不好，人们只会对具体的统治者发生怀疑，但不会殃及基本的统治秩序。所谓民主政治，如果从政治形式而不是从内容来说，在技术上就有这样的功能。


  一些人可能会把上述民主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归功于多党制，即认为政党的轮流执政可以让人们所不满的掌权者下台，从而平息民怨，转移视线。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是多党制，而是在于把统治秩序与具体的统治者分开，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巧妙之处。多党制只能说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一种途径，尽管从经验上看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途径。


  西方学者总是把民主与多党制划等号，这是他们的偏颇之处。实际上，民主不取决于什么政党制度，而是取决于人民能否选择自己的政府，从而把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选择之上。政党的轮流执政只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民主的精神实质。古希腊没有多党制，但有民主。甚至在西方近代，不少主张民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宪法之父”）也反对政党政治。民主的内容是确定的，但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完全可以尝试一种非西方式多党制的民主模式，通过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共产党内的民主模式是区别于西方多党制民主的一种构想，其基本宗旨在于既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又能顺应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由于社会主义民主不应照搬西方多党制的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超越西方多党竞争式的体制，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党内民主的制度化、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来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这应当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着力研究的大问题。这件事做好了，就远远先进于西方所谓的主流民主的模式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保障，也是一件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社会主义功德无量的事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有关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内民主：内涵与范畴辨析


  面向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意义重大，这已达成共识，问题在于怎样理解和发展党内民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党内民主的意义是什么、内涵是什么、应当如何入手等等，分歧就很大。也有人在党内民主的问题上认识不清，顾虑重重，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和似是而非的观点。有鉴于此，有必要对有关党内民主的几对关系进行一些分析和思考，这或许有助于廓清党内民主的内涵、范畴和界限，深化对党内民主问题的认识。


  第一，党内民主与一般民主的关系。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党内民主不同于一般的民主，既不能用一般民主来规范党内民主，也不能用其他政党的党内民主来要求我们的党内民主。如果从民主的特殊性方面来看，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类型的民主发展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我们进行党内民主的建设，就要敢于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反之，如果脱离一般的民主范畴去谈党内民主，难免会不得其门而入。党内民主固然有其不同于一般民主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也有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党内民主的特殊性，但既然是民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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