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准则制定中之利益关系人及其动机

的法定税收与税管成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法定税收是政府根据立法应该取得的收入，而税管成本则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纳税人的避税行为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它包括政府为防止纳税人逃避税收而发生的追加成本和政府因此而减少的应得税收，二是政府在计算和征税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就前者而论，税收对单个纳税人来说是一种费用，这种费用与纳税人的其他费用并无二致，都是纳税人必须支出的部分。因此，纳税人便会根据其所避税额的边际数量与避税所耗费资源的边际价值之间的平衡点来实现合理避税。而这种避税无疑便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政府为此也不得不设立一系列的追加制度来确保政府应得的收入。就后者而言，如果应税收益能够与纳税人会计收益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那么，政府的征税程序便可大大简化，征收成本也就会大幅度降低，从而提高税管效率。

　　就上述两种立场的比较来看，究竟孰优孰劣？目前尚无定论。从英美国家的实践来看，它们采取了前一种立场，但从德法的实践来看，它们则采取了后一立场。我国现今的会计准则制定虽然从总体上是在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但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我们所采取的似是后一立场，不过，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学术界，大家对我国目前的会计准则制定所应当采取的立场似乎还不确定。从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原则上来分析，由于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必须服从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也包括税法，因此，就此而论，我们不应该再是摇摆不定的时候。要么服从法律，要么修改准则制定的原则。

　　政府经济计划

　　政府机构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同样需要使用财务报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财务报表的主要作用就是为国家宏观经济计划服务。虽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财务报表服务于国家计划的作用不再那么突出，但我们仍不能否定它在国家宏观经济计划中的作用。然而，由于经济价值概念的主观性太强，因此，会计数据所能够为政府经济计划提供的信息量非常有限。而且，还可能引起政府对企业当前时期、过去状况和期间经济变动的误解。如果政府部门希望以恰当的效率来取得和汇总数据，那么它就必然会干预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

　　政府机构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干预，有利有弊，其利表现在：政府对财务信息揭示的干预程度越强，也许更容易实现较高的宏观经济效率和其他社会目标，例如，通过对报告准则的干预，便可能使得各公司之间财务信息的可比性更进一步增强。而通过对具体确认、计量准则内容的干预，则可能使非标准化的经济得以标准化。从而也就更有利于投资者评价投资机会和企业形象。其弊表现在：政府对企业财务信息揭示的干预，有可能进一步扭曲会计对企业经济真实的反映，从而降低财务信息的有用性。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度，政府通常兼具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如果政府是在这种意义上来干预企业经济行为，那么，企业财务信息揭示实质上也就成为一种内部信息揭示。在这种情形下，统一会计准则制定理所当然地应当服从规范的要求。因为政府是企业财务信息的主要用户、甚至是唯一用户，所以，它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权力这样做，而且，这种干预不仅不会降低上面所提到的财务信息的有用性，而是反过来，它还会增强财务信息的有用性。在我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需要服从国家经济计划的要求，相应地，企业财务行为也必须服从国家计划的要求。所以，在国家统一财务计划的前提下，企业的理财行为也便趋于标准化。这就为采用一统到底的行业会计制度提供了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非国有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占份额有限，计划经济的许多特征还在延续。因此，政府对统一会计准则制定干预和控制也就难以避免。

　　综合上述，作者只是从一个侧面，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了准则制定中的各利益关系人及其动机，而无意评说各利益关系人立场的是非曲直。受财务呈报影响的各利益群体由于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所以，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来影响和干预准则制定，无可厚非。但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明确的，那就是：由于准则制定必然涉及到各方利益冲突的平衡，因此，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也就不可能是一个纯粹技术的过程，其中所涉及的道德、政治、法律与文化背景，我们必须要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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