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无基数的简单分成契约比有基数的线性奖金契约更为有效一些。这里的背景是，当企业的客观经营环境（θ）在恶化时，如果代理人发现政府预先设定的绩效基数（x ）难以完成，就可能会干脆放弃努力，从而导致代理成本进一步上升。

　　第五，表4的第6-8行是通过分析式的算子法模拟获得的结果。它们显示，当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η）上升且客观风险（a ）增加时，即使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没什么变化（与前5行相比较），均衡的激励力度（a ）也会下降（降到0.1以下），从而导致契约失效。我们发现，这时在“线性契约”下，企业会出现亏损。

　　第六，关于代理成本规模的估算。如果我们按数值叠代法模拟结果推算，如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实行线性契约，则代理成本相当于企业60％—70％的获利潜力的丧失。若按分析式算子法模拟，代理成本甚至使企业获利能力完全丧失！因在线性契约下，代理成本不但会使企业完全失去在充分信息条件下实行最优契约所获得的利润，而且会有亏损。

　　第七，对代理成本的原因，表4也做了揭示。从充分信息下最优契约制中的预期利润出发，由于信息不完全所导致的次优契约使利润潜力丧失60％—70％，又由于代理人“风险中立”时利润实现程度可以回升20个百分点左右，从而我们推断，全部代理成本中，信息不完全的成本占到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所导致的代理成本占到1/3（相当利润潜力的20％）。

　　这里，代理人规避风险引起的20％的获利能力的丧失，与“第一”条说明中所示的从低到高变化使各种契约下的预期利润下降20个百分点的结论，是惊人的一致。这就更加使我们确性，代理人风险规避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占全部代理成本的2/3.第八，由于在代理人“风险中立”条件下企业获利能力可以多实现20个百分点。又由于代理人风险中立时，实质上应该将国有企业卖给代理人（经理或职工），因此，我们估计，出售国有企业给风险中立的代理人，可以使原国有企业的利润潜力多发挥20个百分点。

　　五、结论

　　我们运用“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激励工资数据集，按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的最大似然估计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规模、原因做了估计与分析。我们的工作显示，抽象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中的参数，尽管是不可观察的，但仍可以通过计量方法与数学方法识别出来，从而认识某种契约的代理成本，进而改进激励性契约的设计。我们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也就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企业效率只达到了30％—40％！

　　代理成本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信息不充分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态度。委托人（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θ与代理人的行为参数（r ，η）缺乏充分信息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占总代理成本的2/3；而由代理人规避风险所导致的代理成本占1/3.这个结论，对于表4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都是内谐的，因此比较可靠。

　　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线性契约可能由于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迅速上升或外界扰动变大而出现契约失败，从而导致企业亏损。由于线性契约与简单分成制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绩效基数，而在中国，绩效基数往往是上级政府考核国有企业的杠杆，因此，我们的发现并不支持实行带绩效基数的线性契约，在国企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局面中，线性契约反而会加速导致国有企业走向亏损，甚至破产。我们的研究，间接地揭示了过去10年中导致大批国企走向破产的契约原因：国企亏损可能与线性契约有关。

　　应该如何选择契约形式，才可能降低代理成本？从我们的研究结果出发，首先，也是直接可以见效的政策选择，便是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从模拟估算的结果看，这种契约方式的变革，大约可以使企业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20个百分点，因它避免了由于代理人风险规避所产生的效率损失。然而，提高激励性契约的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更为根本的出路是改善国有企业的信息交流渠道，从降低信息成本的角度来降低代理成本。而这便不是“契约”本身可以做到的。因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从根本上来说，应该在财产所有与控制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
「参考文献」

　　平新乔，2003：《中国国有资产控制方式与控制力的现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Aggarwal，Raj and Andrew Newman ，1998，“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deoff：TheImpact of Risk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JPE.

　　Banker，Rajiv ，Seok-Yong Lee ，and Gordon Potter ，1996，“A Field Study ofthe Impact of a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 Plan”，JAE 21，PP.195—226.

　　Copeland，A.and Monnet ，C.，2002，“The Welfare Effects of Incentive Schemes”，working paper.

　　Fernie，Sue and David Metcalf ，1996，“It‘s Not What You Pay It ’s the WayThat You Pay It and That‘s What Gets Results ：Jockekys Pay and Performance”，London School Econ.Discus.Paper 285.

　　Ferral，C.and Shearer，B.1999，“Incentives and Transaction Costs withinthe Firm：Estimating an Agency Model Using Payroll Records”，Review of EconomicStudies 66，PP.309—338.

　　Garen ，John，1994，“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Principal-Agent Theory ”，JPE 102，PP.1175—99.

　　Grossman，Sanford and Oliver Hart.1983.“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Problem ”，Econometrica 51，PP.7—45.

　　Groves，Theodore，Yongmiao Hong ，John McMillan ，Barry Naughton，1995，“China‘s Evolving Managerial Labor Market”，JPE ，Vol.103，Issue 4，PP.873—892.

　　Holmstrom ，Bengt ，1979，“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BJE 10，PP.74—91.

　　Jenson，M.，Meckling，1976，“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PP.305—360.

　　Justin Yifu Lin.1992，“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Economic Review.Vol.82，Issue 1，pp.34—51.

　　Laffont ，Jean-Jacques and Mohamed Matoussi ，1995，“Moral Hazard，FinancialConstraints ，and Sharecropping in El Oulja ”，RES 62，pp.381—99.

　　Lazear，Edward.1981，“Agency，Earnings Profiles ，Productivity，and HoursRestric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4，pp.606—620.

　　McMillan，John，John Whalley，and Lijing Zhu，1989，“The Impact of China ‘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JPE97：4，pp.781—807.

　　Shavell S.，1979，“Risk Sharing and Incentives in the Principal and Agent Relationship”，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No.1，pp.55—73.

　　Shearer ，B.，1996，“Piece Rates ，Principal Agent Models and ProductivityProfiles：Parametric and Semi-Parametric Evidence from Payroll Records”，Journalof Human Resources 31，pp.275—303.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