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地方志编修看国家主权行使

管辖。雍正五年（1727），改巡检为通判，设置澎湖厅，从此，澎湖建立了单独的管理机构，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其后不久，澎湖便开始有修志之举，并且陆续还有专志、续志出现。
据记载，自乾隆初年至光绪年，150多年间，四修澎湖志，其所记内容不断加详，一如重新进入版图后历代官员编修《台湾府志》之举。首修“澎湖志”者是澎湖海防通判周于仁与通判胡格，二人于乾隆初年任上共同撰成《澎湖志略》一卷。周志因系草创，故而失之简略，但首创之功功不可没，可惜该志已湮没无传。继起者是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765—1769）任澎湖通判的胡建伟。他于任上创建书院，亲校文艺，作学约，劝设塾，开启澎岛文风。他以澎湖为海疆重地，而其历史于文献无证，且鉴于“周于仁仅成‘志略’一卷，语或未核，版亦失传。乃竭力搜罗，辑《澎湖纪略》十二卷，刊之。”（注：清·胡建伟纂《澎湖纪略》，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2页。）其付梓当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胡建伟因当时澎湖初辟未久，“书籍无闻”，故重视资料的采集与考证；其十二卷分纪十二类，“每一门类，务寻原委”，“俾后之作者浏览今昔，知所因革。”（注：清·胡建伟纂《澎湖纪略》，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2页。）故胡著虽名“纪略”，其实颇为详备，追本溯源，观今知古，志书之功能毕显。
道光九年（1829），澎湖通判蒋镛认为，胡建伟著《纪略》后，“岁逾周甲，不加补辑，将来搜索愈难。”于是邀集当地诸生进行采访、辑录，针对胡著《澎湖纪略》十二门类，分别续补内容，旨在“补胡氏《纪略》所未备”（注：清·蒋镛纂：《澎湖续编》，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页。），终成《澎湖续编》上、下共两卷。只是这部续志稿成之后并未刊行。道光十年（1830）冬，新任澎湖通判乌竹芳与蒋镛一起，“凛遵宪训，广为采访，不遗不忘，—一谨而志之”。“纂修厘定，细心考核，汇为‘续编’”（注：清·蒋镛纂：《澎湖续编》，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页。）。道光十二年（1832），兴泉永道周凯奉命赈恤澎湖，阅此《续编》，即“详加评正”，并命付梓。《澎湖续编》“艺文”占一半强，且多系时人诗文；“人物”增加“列女”122条；以所增“碑记”最为重要，于了解澎湖建置沿革颇有稗益。故后人认为，自胡撰《纪略》与蒋辑《续编》之后，澎湖志书始有规模。
光绪四年（1878），澎湖通判蔡麟祥“留心文献”，与士绅“议修厅乘”，遂聘请金门举人林豪为文石书院主讲，并嘱其主持修志。林豪遂和助手“相与采获见闻，搜罗案卷”（注：清·潘文凤、林豪总纂：《澎湖厅志稿》，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天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页。），在《澎湖纪略》和《澎湖续编》的基础上，删繁举要，网罗佚失，又增加道光九年以后至光绪十八年的史实，编辑成《澎湖厅志稿》16卷，尚未刊行，稿存台南海东书院。后经重修，报台湾省通志总局，通志总监薛绍之为之增删修补，最终订为14卷，而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夏付梓刊行，是为《澎湖厅志》。林豪原稿抄本曾于1983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以《澎湖厅志稿》（15卷本）为名付诸影印，与《澎湖厅志》14卷本并行，以资比较阅读。林豪所作《志稿》特别重视建置沿革与文教事业，详细征引文献资料，许多人物内容详审，当世人物还多经调查采访而写成。正如林豪在《澎湖厅志稿》凡例中所说明的：“盖海外掌故，有必不容略者，要在持论洞中利弊、征引皆有限断，亦无庸矫为异、苟为同。”他还指出：“台湾在前代属澎湖之极边，澎湖有游兵，实为控制台湾而设。况元、明两代，皆设官以经理之，安得不考其建置沿革？”作者还强调了志书编修求实存真、秉笔直书的原则，认为：“地志，官书也，以存一方掌故，以示千秋鉴戒。”“载笔所以传信，非一人一时之文，天下后世共之。（注：清·潘文凤、林豪纂：《澎湖厅志稿》凡例。）”林豪不愧是有史识的方志学家，他主张地志即是官书，所以载笔必须传信；而且志书又非一人一时之文，它是留给天下后世人民的文献典籍，是共同的历史财富。所谓“存一方掌故”，“示千秋鉴戒”，正表明方志的存史与教化两大功用。

       

他批评记述台湾沿革而删掉郑氏政权“所立郡县”的做法说：“方隅载笔，不过藉以识是地之缘起，又可遗乎？（注：清·潘文凤、林豪纂：《澎湖厅志稿》凡例。）”林著《厅志》因其编辑详审精密，故为学人所重。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曾在澎湖设县，当局分别于1955年、1958年两次编修县志，直至1978年才出版一部新修的15卷本《澎湖县志》。为该志作序者李运成称：澎湖“虽地瘠民贫，物产不丰，但以介于台、闽之间，扼海峡之咽喉，岛屿回环，港澳杂错，在军事上实为兵家必争之地。昔延平据此而奄有全台，施琅得此而克塽议降，荷人据此以屏藩台、菲，日本据此以进窥南洋。是区区一地之得失，系我国族之兴隆与全人类之祸福，乌得以其土地硗薄、物产匮缺而遽加轻忽哉！（注：民国·李绍章、张默予等纂：《澎湖县志》，李运成序，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县长李玉林作序称：“澎湖虽蕞尔丸地，然自古为海疆重镇、台闽咽喉，更为我汉族拓殖台湾之踏蹬。（注：民国·李绍章、张默予等纂：《澎湖县志》，李运林序，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澎湖修志的历程再一次证明，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政治传统，也是优良的文化传统。因为，修志体现的是政权的管辖，记录的是地方自然与社会的全史。国家一旦对地方设定建置，司理者便会有修志之举。修志是代代相济之业，不能一蹴而就，亦非一劳永逸，地方志经续修再修，使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充实，志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将发挥得更为充分。
台湾志书的编修，典型地体现了志书的固有功能：“存史、资治、教化”。存史是志书的内在功能，资治和教化则是志书的外在功能。前述在台任职官员，之所以重视编修志书，就是由于他们都认识到志书的这些基本效用。范咸在《重修台湾府志》“凡例”中称：“台湾入版图后，生聚教训虽历六十余年，然犹去荒昧未远。本地苦无文献可征，所见所闻不无异词。”“亦以海外初辟之地，不得不互存以资参核。”“前志于台湾一邑只载寥寥数山，其罗汉门外概不之及”，“及阅《使桂录》，载罗汉山甚详”，“此守土者所不可不知也”。他强调，“守土者”不仅有“生聚教训”的职责，更有整理“文献”、详载“见闻”的任务（注：清·范成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凡例，《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凡例”还特别指出，在台湾“归化”之后，朝廷对台湾各方面所给予的优待，志书都作了补充记载。其田赋屡蒙朝廷“减则蠲除，优恤备至”。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朝廷也予优待：“闽省乡试，台郡分额取中，所以培养海外人才者，备极隆至。”在海防方面，因“海外武备特重，凡分班遣戍之期，道里、舟车之费，历圣加恩优恤，至为详备，而制田产以备吉凶，赏恤延及百世”。对于土著蕃社情况，也于“风俗中分类详记，而其方言、俚曲，亦载其大略”。对于台湾的物产，也是“采择不厌其详”。值得注意的是，“凡例”强调，本志“颇载伪郑逸事，以其始则驱逐荷兰，继则纳土归降，盖为我朝先驱者，故附录其兴亡之迹，以为台地之缘起”。他揭示出纂修者宽阔的胸襟与实事求是的胆识，为后人保留了重要的史实资料。该志还特别重视收载当时所见有关台湾的著作，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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