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地方志编修看国家主权行使

湾原为“海外荒岛”，为古地志书《禹贡》所不载，《职方》所不纪，自明天启朝才“稍与中华通往还”，至清初方入“圣人之治”。一旦进入教化，便如“风行草偃，翕然向治，遂臻一道同风之盛焉。”这话虽含夸饰，但也反映台湾“归化”后的实情：“入其境，人民济济，无雕题卉服之状，盖浸润于教化，涵濡于养育者，深且至也。”（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这种迅速而深刻的进化，正好说明台湾入于朝廷管治之后，社会全面进步，文教长足发展，确有日新月异之概，以致对照“旧有志乘”，便觉多需补充修订。他自称“修台志者，予素志也”（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说明古代临民治事之官，都有修志之志或修志之举的。所以，当他披览新修台湾府志之后，即予很高评价，称：“一画开而天地辟，二气运而岁功成，台志修而圣治彰，所以宁不重欤？”（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他把台志之编修与天地辟、岁功成、政治彰相提并论，以显其重。同时也说明，政治之功能绩效，社会之发展变迁，皆仗志书的记载而传扬。粮驿使者明福所撰志序则称：台湾统一之后，“臣服其黎庶，郡县其土宇；数十年休养生息，日就蕃昌。土地、人民、政事之大，不可以无志。”（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他应是十分明了国家治权与修志关系的人，故认为，政权管辖的土地、人民，必须通过修志加以记载；官员的治绩事功，也需通过修志才得弘扬。而且修志不能一劳永逸，尚需时时继纂续修，俾补其“规制事宜未尽洽备”之处，以便踵事增华，使后人“得其详且核焉”（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他意识到台湾修志重点所在：“台郡孤悬海外，为各省之藩篱”，故“于防海港口出入、水道纡回，言之尤详。必提其要害，纪其远近，使人因其形势以识控制之方。”（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这里指出台湾修志的特别意义，在于使人知其形势之要，识其控制之方，以为安定社会、捍卫主权之备。由此更见作者思虑之深、识见之远。同时，署台湾道的庄年则在序文中强调，“台之启疆，虽已距六十余载”，经此管治之后，民众皆“就甄陶而乐化育，游惰向业，四民交励，五士迭兴。蒲弭，讼狱息，刑措兵偃。职官人物，炳炳烺烺，而风俗齐美”。国家呈“文明熙皋之象”（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这些虽系歌功颂德之词，但也可见台湾“启疆”后的文明进步景象。他还就修志的功用作了说明：“志之所以导扬郅治，襄赞鸿谟，系苞桑而固磐石者，其有《豳风》、《无逸》之思乎！夫岂等‘山经’、‘水注’侈乘槎之瑰奇，资操觚之博赡已哉？”（注：清·范威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府志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3—1224，1226—1227，1233，1234，1235—1237，1244—1245，1250，1252，1256，1257—1260，1261—1262，1274—1276，1276页。）庄年认为，志书编修有助于弘扬善政、辅弼国策，有利于巩固政权、劝导民生，而不同于仅仅记载恢诡奇异故事佚闻的书籍。这正是志书特殊功能之所在，也是志书长修不断的原因。
总之，从以上《重修台湾府志》的五篇序言看，这些封疆大吏或地方要员，都众口一词地强调志书纪实、存史的认识价值和资治、教化的社会功能。他们作为“涉台”官员，都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出发，强调台湾志书编修的意义，可谓真知灼见。
相比之下，清代另外修的3本《台湾府志》，因其

       

内容或技术原故， 价值可能稍逊于以上3部。因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台湾知府周文元等所修《台湾府志》，只将高拱乾“志略”稍作增缮后仍分10卷刊行；所增内容不多，故未见有太大的新价值。但他再版后可供新一代官民了解台湾， 故也具有认识价值。 乾隆五年（1740），时任台湾道的刘良璧，提倡重修《台湾府志》，并于2年后刊行。该志大半模仿《福建通志》体例，将高拱乾志的体例调整为20卷。后人认为，刘氏的体例改动，并不及高拱乾所修志书“序列有体”，但其内容扩充、增加却不为无功。其三便是台湾道余文仪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主持编修的《续修台湾府志》。该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行。余志主要仿袭范志，篇目、体例未作改动，只增加“艺文”中的一卷。不知何故，该志竟成为最后一部《台湾府志》。虽然从技术角度看，续修的刘志、余志未能胜过前志，但他们与时俱进，补充数十年新增史料，其继踵接武的赞续功劳亦不可没。从蒋毓英编修第一部《台湾府志》，至余文仪刊行《续修台湾府志》，首尾相隔不过80多年，竟连续编修6部府志，这在修志史上堪称奇迹。
朝廷和官员之所以如此重视台湾修志，其原因还在于，台湾岛长期孤悬海外，不仅面目扑朔迷离，而且弃留屡遭物议。一旦纳入版图，莅治者随即察访记录，修志绘图。因为，朝廷及官员都急于了解这一新归化区域土地、人民、物产的情况。如今，庙堂之上关于台湾去留问题已经息讼，海洋之中守土临民之官也已亲见台湾形胜，自然不能放弃记述自己治下“荒裔旷土”变化的职责。即使是局外的有识之士，也想确切了解这一“海外初辟之地”的实况。另外，清初连修6部台湾府志恰好都在“康乾盛世”，这说明朝廷重视与物质具备确是修志的前提和关键。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澎湖志书的编纂上。澎湖列岛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上古载籍虽多语焉不详，但至迟从宋代起，史籍已有明确记述。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学者楼钥在所著《攻媿集》中收载《汪大猷行状》一文，内记：“四月，（大猷）起知泉州，到郡。……郡实滨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公即其地，造屋二百余间，遣将分屯。”（注：宋·楼钥《玫媿集》卷八八《汪大猷行状》。）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诸蕃志》云：“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注：杨博文：《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9页。）据此可知，澎湖至少于此时已入中国版图，并受泉州府晋江县辖治。史书还记载，元至元十八年（1281），于澎湖设置巡检司，隶属泉州同安县；到明代，该司尚撤、复不定。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统一台湾后，澎湖隶属台湾府台湾县，并置巡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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