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收入分配现实

心策划的医疗保健、义务教育等社会扶助计划项目或者其他社会政策来实现
。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多少经济增长，但在降低死亡率、提高预期寿命等方面却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
  经济发展最大的成果就是用建立在自愿选择基础上的劳动契约和不受限制的人身
迁移制度来取代人身依附性、强制性的劳动制度。现代经济学已经精确地证明，竞争
性市场能够实现经济效率。但经济学同样可以证明，在一个完全集中控制的经济体制
当中，所有生产要素的配置决策都由一个人做出，同样可以达到激励相容，避免信息
扭曲，实现经济效率。但我们显然不能在两者之间简单画等号。对于某一种经济活动
或者某一项收入分配，我们不能只看结果，而且还要看实现这一结果的过程。假如有
两种状况，一种是较大的努力程度下获得较多的报酬，但却充满了压制和依附。另一
种是较大的努力程度下获得较少的报酬，但却充满了宽容和温情，如果让人们来选择
的话，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后者。正像阿马蒂亚·森指出的那样，如果让穷人在政治自
由和满足基本经济需要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未必会选择后者。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
业破产转制改革中，几乎都出现了企业管理者偏好对原有企业进行股份化重组，而工
人却大多倾向于买断工龄，与企业一刀两断。尽管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找不到工
作，但由于获得了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利，所以他们才甘愿冒这个风险。中国人民对传
统体制中限制个人自由选择权利，通过大家长式的赐予来分配收入的做法非常反感，
这是他们拥护改革、不愿意开历史倒车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国人对目前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公正现象表现出种种不满，但如果让他们倒退到计划经济
的老路上去，恐怕没有几个人答应。正像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改革后
的预期寿命下降了许多，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民也没有选择回到旧体制
去。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在提高人们在商品市场上自由选择权力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在提供社会机会、培养人的工作和生活能力方面却相对滞后。比如，基础教育
被公认为是实现起点公平、缩小两极分化、提高人的综合能力的最有效途径，而中国
的某些地区现阶段教育制度所形成的昂贵甚至是奢侈的教育成本往往把一些穷人的孩
子无情地排除在市场竞争之外。除了高收入家庭，一般中低收入的家长们很难承担得
起眼下种类繁多的教育开支。而那种为极少数幸运儿准备的“校中校”、“校中班”
等更是把大多数学生过早地关在了未来成才立业赚钱的大门之外。阿马蒂亚·森对中
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普及教育对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中国在1979年启动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全国很多地区都有良好的学校设施，人们特
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相当高，这在对市场机制所提供的经济机会的把握上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某些地区在公共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
的普及方面却开了倒车（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医疗保健方面），这实在是耐人寻味。
  市场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最基本手段。但市场不能保证出现使效率和公平都满
意的结果。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西方国家，还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
家，收入分配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对此作过精彩的
描述：“某些人非常贫穷，然而过错并不在他们本人。某些人非常富有，然而这仅仅
是由于运气或继承，而不是由于他们的技术或智慧。因此，按照许多不同的伦理体系
（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世俗的人道主义）的标准，存在于个人需求
曲线之后的货币选票的数量未必是公平合理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但在谈到导
致这种不公平的分配现实时，人们很容易在“市场经济只追求效率”的定式的影响下
，把这种不公平归咎于市场失败。但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研究结果，完全竞争的市场
经济在达到全面均衡时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这种按照效用衡量的效率也能够按照
个人自由来衡量。也就是说，效率结果完全可以从效用范畴转换为个人自由范畴，这
种自由，不仅仅指选择商品组合的自由，而且还指从事各种功能性活动的可行能力。
这样一来，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一些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在内的问题也就不能简单地归
咎于市场在解决非效率问题方面的无能，阿马蒂亚·森特别强调了社会中强势群体利
用信息优势和缺乏法律规范约束而谋取利益的行为。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市场经济尚
不规范，法律和一般性行为规则还不健全，在市场、法律和政府面前，强势集团和弱
势集团的处境、力量存在巨大差异。仅就收入来说，弱势者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
不利一方，不仅收入低，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即便是微薄的应得收入往往也被拖欠、
被缩水。而强势者不仅收入高，收入来源多样，而且灰色收入、乃至腐败收入也常常
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不仅如此，由于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主要是通过地下交易获得，
并不进入正常的国民收入账户，也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政府通过税收来矫正
市场分配结果，对于这种收入根本无效，反而有可能使那些通过正当途径获取较高收
入的劳动者的积极性遭受打击。如果是这样的话，税收政策不仅解决不了收入分化问
题，而且还有可能是对效率的一种打击。正像有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
最为精心设计的西方福利国家中，大街上仍然有乞丐存在；而在东亚的一些新兴工业
国家中，并未花很大精力去实施再分配政策，但它们却有一种相当公平的收入和财富
分配结果。当然，政府在实现公平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但这种作
用不是压制市场，而是让市场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不仅证明了竞争
性市场可以实现效率，同样也证明了市场发挥作用的整体成就非常依赖于一个国家的
政治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来说，我觉得政府在决策民主性、政策
连续性、信息透明性等方面应当多作一些文章，人们（尤其是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
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包括政治环境在内的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作用却很容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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