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与私密的交叠：台湾学术网路空间结构的理论初探

造的功能。


自贝尔（Bell, D.）提出「后工业社会」的论述以来，研究资讯科技与社会变迁的学者不乏其人，但结合资讯社会与空间文化的研究当以柯司特（Castells M.）的「资讯城市」（The Information City）最具代表性和批判性，他观察城市中生产方式随著资讯科技的发展而转变，资讯处理活动成为支配的核心，决定了生产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透过电讯网路的串连，生产单位由大规模的组织、大规模的生产，转化为以网路连结的分散、弹性生产，在组织管理的空间特性上，以「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取代了「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流动空间不为历史与有形的地方为形式，而是以经济组织的功能逻辑来支配，透过流动空间的形成，权力的控制和压迫的状况变得片断化而且隐伏不见。阶级的认同在全球性的传播之流中变得多重而碎裂，难以从历史或地方来辨识自己的身份。因而社会运动与社群的认同也必须策略地重新连结，以对抗流动性的宰制权力。（Castells, 1989）放在以资讯传布为核心的网路空间中，我们也必须为社群参与社会运动和公共事务提出一种新的实践策略。

三、公共与私密的区分

（一）「公共领域」的概念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是哈伯玛斯在＜公共领域之结构性变迁＞（The Structure Transforam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书中所提的原创性模型。一方面是对十八世纪布尔乔亚公共空间的浮现、转变与解组提供史学与社会学的解释；一方面也从这个模型延伸出他对「现代性」中「理性」信仰与理想沟通情境的建立。

他定义布尔乔亚公共领域为一个历史形构，认为是在十八世纪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发展出来的，其成员是「拥有资产的男性与受过教育的贵族」，随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种批判性的公共讨论被维持在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之间，成为一种中介的制度。这个讨论空间的基础在于对成员「理性」与「平等」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理性争辩要优先于不同阶级、族群的划分，因而哈伯玛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开放的」。

哈伯玛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发展，公共领域经历结构性的转变，由于国家的干预，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相互渗透，使得两者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原先的公共领域被去政治化而逐渐丧失批判的基础，虽然在教育、识字率、传播的进展下，公共领域的范围更形扩大，但当其体制与晚期资本主义接合，市场规律侵入公共领域，理性/批判遂让位为商品的消费，难以再有独立批判的性格。

哈伯玛斯理论的规范性大于他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其间流露出他对现代性/理性做为一种未完成计画的乡愁（夏铸九，1994），以及对「得而复失」的「公共性」的挽回。

（二）对「公共领域」的批判

然而，这种对个言说主体的肯定，放在现存的大众传播媒介来看，就如同布西亚（Baudrillard, Jean）所言：大众媒体同时是「传播系统」又是「不沟通系统」（system of non-communication），不管是收音机广播、电视或报纸，本质上，就像是纳粹的演讲，是单向演说的法西斯式行径。哈伯玛斯的理论，事实上是受到传播系统的局限（Poster, 1994）。

进一步评估他的理论，不论是「公共领域」的模型或是理想言说情境的建立，哈伯玛斯的理论都被批评为太过理想化，忽略社会「异质」存在的事实，在强调沟通的同时，可能导致另一种「独断」。

学者 Nancy Fraster 在其＜再思考公共领域＞（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一文中认为，所谓「开放性」与「理想的沟通情境」，在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架构中是难以实现的（殷宝宁，1994）。例如女性、一般大众便无法进入这个「菁英」的讨论空间，进入的障碍可能是性别、财富或是种族。由于公共领域强调成员间的「平等」，因而成员间的差异就被视而不见，亦即社会上的不平等不是消失，而是被忽略。

即使如愿进入「公共领域」参与讨论，但其间的互动仍存在许多障碍，而这正是对此一言说情境最大的挑战。例如普罗大众不知道一些「学术语汇」，便难以参与学术的对话；在强势与弱势的对话中，弱势的发言也常常被强势者所打断。在这种情况下，声称这是「公共领域」便是将弱势在公共讨论的位置更形边缘化，也进一步巩固原先的宰制结构。

进一步，Fraser 质疑「公共领域」的单一性。在哈伯玛斯的观念中，各种意见的对话是整合在单一的讨论空间中。然而这种单一性的处理方式，往往对「差异」形成压抑与教条。因而更宽广的「反公共领域」（counter-public spheres）开始被提出，以强调差异、异质的公共空间对抗同质化、普遍化的公共空间，这种多元、异质的反抗形式目的在创造社会中异质性的新关系，以符合不同社群的需要。

多样化的公共领域便存在不同的价值、认同与文化型态，基于不同文化认同而进行的沟通，更能促进平等、民主的对话。也就是说，在策略上，经由认同形成各个群体的凝聚力和独立公共空间，从中凝聚「同志」感情，培养对「我群」的认同，强化边缘、弱势族群的「社群意识」，累积颠覆、挑战的力量，再透过政治活动的参与与理论批判，加入主流言说场域，以对抗宰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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